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五、轻与重(10)_米兰·昆德拉

五、轻与重(10)

　　特丽莎占据着他的诗情记忆区，象一位暴君消灭掉了其他一切女人的痕迹。这是不公正的，那位与他在暴雨之夜的小地毯上做爱的姑娘，一点也不比特丽莎缺乏待意。她叫着：“闭上眼！搂着我的屁股！把我搂紧！”她不能忍受托马斯于她的时候睁着眼睛，专注而敏锐地盯着她；不能忍受他的身子总是在她上方那样微微弓起，从不压在她的皮肤上。她不希望他研究她。把对方带进那神奇的爱流里，也许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做到。她拒绝趴在地上，其原因就是那种姿势使他们的身体根本接不到一起，而他却可以从几码远的地方来观察打量她。她恨那距离，要与他合为一体。正因为如此，她冲着他瞪眼，坚持说自己没有高潮，尽管地毯已经明显地湿漉漉的了。她还是说：“我不是指快感，是指幸福，没有幸福的快感算不了快感。”换句话说，她是在敲打他诗情记忆的大门。但门是关闭的，他的诗情记忆里没有她的位置，她的位置只是在地毯上。

　　在他与其他女人冒险活动完全不存在的那一点上，才开始了他与特丽莎的冒险。那是推动他一次次征服的职责之外的某种东西。他无意揭示特丽莎身上的什么，她也用不着揭示地来到他面前。他在能抓住想象中的解剖刀之前，在剖开这个世界的屈服之躯以前，就与她做爱了。在她开始想知道他们做爱时她会是什么样子之前，他就爱上她了。

　　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后来才开始的：她病了，他不能象对别人那样把她送回家。她睡在他床上时，他跪在她身边，意识到是什么人把她放在草篮里顺水漂来。我以前说过，比喻是危险的。爱情始于一个比喻，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往我们的诗情记忆里送入第一个词，这一刻便开始了爱情。

　　13

　　最近，她又一次进入了他的大脑。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样取牛奶回家时，站在门道里，怀里揣着一只用她的红头巾包着的乌鸦，那样子就象吉普赛人抱着自己的小孩。他总忘不了：就在她的脸旁，乌鸦极为哀怨地嘴向上翘着。

　　她发现有人用象哥萨克活埋俘虏一样的方式把乌鸦埋了半截。“是孩子们于的。”她的话不光是陈述事实，还流露出一种意料不到的对人们总的深恶痛绝。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对他讲的话来：“我开始感谢你了，你没想要孩子。”

　　随后，她向他抱怨，说有个男人老在她工作时找麻烦，还抓住她脖子上廉价的项链，说她只有靠额外的卖淫收入才买得起那东西。她对此极为心烦意乱。也许过分认真了，托马斯想。他突然觉得难过，近两年来他能见到她的时候是何其少，他几乎没有机会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颤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于活，脑子里还牵挂着特丽莎。给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说，一位私人顾主坚持点名让托马斯去。托马斯不想去，担心又是另外某个女人，此刻他的心让特丽莎完全占据着，没有冒险的兴致。

　　打开门”他松了一口气。面前是一位高个头、背有点驼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请进。”那人笑着把他让进屋。

　　还有个青年人站在那里，脸色红亮，望着托马斯试图笑一笑。

　　“我想，没有必要让我给你们两位作什么介绍吧。”那男人说。

　　“当然，”托马斯仍然笑着，把手伸向那年轻人。这是他的儿子。

　　接下来，只等着大下巴的人介绍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马斯说，“对了，现在对上号了。就是那名字。”

　　他们在一张小会议桌一般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托马斯意识到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自己过失的产物，他的第一个妻子迫使他养下了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审讯时，对这位老者的尊容作过描绘。

　　为了理清思绪，他说：“好了，你们要我先洗哪个窗户？”

　　那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很明显，事情与窗户无关。他们不是叫他来洗窗户的，只是设了个骗他来的圈套。他从没与儿子谈过话，这还是第一次与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儿子的面容却无意了解其它。他所关心的是，他对儿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愿双方都这么想。

　　“好画，不是吗？”那编辑指着托马斯对面墙上一幅镶框的大宣传画说。

　　托马斯这才扫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着有趣的画，大多数是照片和宣传画。编辑挑出的那张曾经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闭他们报纸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宇宣言上签了名吗？”

　　真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签名，后来其他人也出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公民都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张好画，”托马斯说，“我记得很牢”。

　　“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

　　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继续说：“尽管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认警察在偷听我们，有可能而已。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换了一种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道会带来多少好处哩。捷克所有知识分子的所有活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

　　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子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故地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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