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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不明生命形式是个笑话嘛。关于这个名称的一切说法,打从一开始就是闹着玩儿的。

  1979年,在卡特政府不景气的日子里,诺曼·詹森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心理学助教;他对一个研究计划特别感兴趣,那就是团体的活力和焦虑;他偶尔也参加联邦航空管理局飞机坠毁现场调查组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给爱伦和孩子们找房子,因此得不断发表著作;还有就是想知道,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是否会继续聘用他。诺曼的科研被认为十分出色,然而,心理学在当时的名声不佳,往往倾向于不切实际的纯理论研究,而对焦虑的研究兴趣又日趋淡薄,因为许多科研人员开始把焦虑看作纯粹是生物化学方面的紊乱,只能用药物进行治疗;有一名科学家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焦虑再也不是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没有什么可继续研究的了。”同样地,团体动力也被看作是个老式的研究课题。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倡完形心理学①的交流小组和集体自由讨论方法时,这个领域曾处于全盛时期,但是如今已成了昨日黄花,完全过时了。

  ①Gestalt psychology,此一学派系由德国学者魏德迈、柯夫卡与库勒等人于1912年左右所创立。他们认为任何经验或行为本身都是不分的,每一经验或活动都有它的整体型态。

  诺曼本人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看来,在美国社会中,人们愈来愈以群体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个人自行其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个人主义已被无休止的联席会议以及集体决议所替代。在这种新型社会中,他觉得集体行为似乎更加重要,而不是变得无足轻重。而且他认为,焦虑并不是一种借助几颗药就可以治愈的生理疾病。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社会中最常用的药物是安定剂,那么按照定义,这个社会就存在大量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日本人的管理技术产生了新的看法,诺曼的研究领域才又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人们对安定剂的依赖开始被认为是公众关注的头等问题,于是,人们对用药物来治疗焦虑这整个课题又重新加以考虑。然而在此之前,詹森还有好几年的时间感到自己仿佛处于一潭死水之中(他有几乎三年时间拿不到科研经费)。延聘、找房子,成了实实在在的难题。

  也正是在1979年末,他的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有一名态度严肃的律师开始和他打交道。这位律师跷着二郎腿坐在那儿,还不时神经质地往上拉他的短袜子。他告诉诺曼,他是来找诺曼帮忙的。

  诺曼回答说,他一定尽力帮助他。

  那位律师还是不停地往上拉袜子,一面说,他想和诺曼谈谈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

  诺曼问他是什么问题。

  “简而言之,这个国家对外星人的入侵毫无准备。真是一点准备也没有。”

  因为那位律师年纪很轻,说话时老是低头盯着自己的袜子,所以诺曼最初以为,他是由于被派来执行一项傻乎乎的使命而感到尴尬。但是当那位年轻人抬起头来时,诺曼吃惊地看到,他完全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们真的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遇到这种事情,”律师说道,“一场外星人的入侵。”

  诺曼不得不咬住嘴唇,免得笑出声来。“那也许是真的。”他应道。

  “政府官员非常担心。”

  “他们感到担心吗?”

  “最高当局觉得,应当制订一项计划来防备不测事件。”

  “你是指在外星人入侵情况下的对应计划……”诺曼总算设法使自己也保持煞有介事的样子。

  “也许是吧。”律师说道,“也许‘入侵’这个词过重了。我们用个缓和些的词儿,叫‘接触’:与外星人的接触。”

  “我明白了。”

  “你已经参加了民航机坠毁事故调查组,詹森博士。你知道这些紧急状态处理小组有着什么作用。我们希望你对飞机坠毁现场调查组的最佳人选提出看法,以便对付外星人的入侵。”

  “原来如此。”诺曼应道,一边在想,怎样才能巧妙地摆脱他的纠缠。这个念头显然荒谬可笑。他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转移视线的做法!政府面对着一大堆无法解决的难题,却决定去考虑别的东西。

  这时那位律师咳了一声,便提出一项研究课题,还为两年的科研经费报出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诺曼发现,他买房子的机会来了,便一口答应下来。

  “我很高兴你也认为这是个相当实际的问题。”

  “哦,是的。”诺曼应道。他很想知道,这位律师的年龄有多大。他猜想约莫25岁左右吧。

  “我们只需要取得你的安全审查结果就行了。”律师说道。

  “我需要接受安全审查吗?”

  “詹森博士,”律师边说话,边啪的一下关上他的公文包,“这个项目是绝对、绝对保密的。”

  “这样做我不在乎。”诺曼回答道,而且是当真的。他可以想象到,要是他的同事们知道了他要从事的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件事一开始只是个玩笑,但很快就变成了异乎寻常的举动。在第二个年头,诺曼五次飞往华盛顿,去会见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高级官员,讨论外星人入侵这一迫在眉睫的巨大危险。他的工作十分机密。起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他的项目是否应当移交给五角大楼的国防尖端研究计划局。他们决定不作移交。后来,他们又讨论这个项目是否应当交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他们又一次决定不这样做。一名政府官员说:“这不是一项科学研究,詹森博士,这是一项国家安全事务。我们不想把它公开。”

  使诺曼继续感到吃惊的是,他们要他会见的官员级别竟如此之高。一名国务院的老国务次卿把桌上有关目前中东危机的文件推到一旁,然后问道:“你认为这些外星人是否可能洞悉我们的念头?”

  “我不知道。”诺曼回答说。

  “唔,我想到了这个问题。倘若他们了解我们的想法,我们怎样才能表现出一种谈判的姿态?”

  “这也许是一个问题。”诺曼表示同意,一边却偷偷地瞥了一眼他的手表。

  “见鬼,我们的加密电缆被俄国人窃听了。我们知道,日本人和以色列人已经破译了我们的所有密码。我们只能祈祷,俄国人还做不到这一点。不过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那个问题,关于是否洞悉我们的想法。”

  “哦,是的。”

  “你的报告得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诺曼回答说他会这么做。

  一名白宫人士对他说:“你要知道,总统会希望亲自和这些外星人谈一谈。他就是那种人。”

  “呃——呃。”诺曼应道。

  “而我的意思是其中的宣传舆论价值,这种公开亮相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总统和外星人在戴维营会面;对宣传媒介来说,是多么不寻常的时刻。”

  “重大的时刻。”诺曼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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