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身(48)_迈克尔·克莱顿

四八

　　“电脑先看第一帧图像，然后是接下来的一帧，接着在两帧之间生成中间一帧。这基本上是一种点映射确定技术。它将能够减慢——”

　　“不，”她说，“我不要任何由电脑添加的东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可以双倍或三倍延长显示帧像。在快速的片断中，它会使你觉得有点抖动，但至少可以让你看清楚。现在你看。”他转到一个片断，摄像机正在空中打滚，然后让速度放慢。“你看，在这里，每一帧都只是模糊一团——因为这是摄像机在动，不是物体在动——再看这里。看见这一帧了吗？你现在有了可以看清的画面了。”

　　它显示了一幅飞机内部的画面。乘客跌进坐椅，他们的胳膊和大腿在快速运动中闪现。

　　“这是一帧可用的画面。”他说。她现在明白他的意思了。即使在快速的运动中，摄像机仍然稳定得足以拍出每十二帧左右一幅的有用画面。

　　“行，”她说，“就这么办。”

　　“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他说，“我们可以把它送出去——”

　　她摇摇头。“在任何情况下这盒录像带都不能离开这座楼。”她说。

　　“行。”

　　“我要你帮我把这盒带子复制两套，”她说，“你要保证由你自己来从头到尾地复制。”

　　内部模拟分析组/4号飞机库下午5时25分

　　紧急维修队仍旧在5号飞机库里围着太平洋公司这架飞机忙得不可开交。凯西路过现场，进了隔壁的4号机库。在这洞穴般的空间里，玛丽·林洁的小组在几乎是悄没声中做着内部模拟分析。

　　水泥地面上，将近三百码长的桔黄色塑料带表示太平洋公司N—22型飞机的内墙。交叉横向的带子表明为主要的分隔板。一溜溜平行的带子表示一排排坐椅。在不少地方，很多小木墩子上插着白色小旗，标明是各式各样的关键部位。

　　头顶悬空六英尺处有更多拉紧的带子，表示飞机的天花板和行李箱架。从整个效果上看，是个怪异的桔黄色的旅客舱规模大小的轮廓。

　　在这个轮廓之内，五个女人正在静悄悄地、小心谨慎地移动。她们全都是心理学家和工程师。这几个女人正把各种物品如衣服、手提包、照相机、儿童玩具和其他的个人物品摆放在地上。在有些地方，狭窄的蓝带子从物品一直拉到其他部位，标示这些物品在事故发生时的移动情况。

　　在他们周围的机库墙面上挂满了星期一拍摄的放大的巨幅飞机内部照片。内部模拟分析小组几乎是在沉默中工作，她们思考着，不断拿笔记与照片两相对照。

　　内部模拟分析是很少做的。这是一种绝望之中的努力，极少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在545号这桩事故中，林洁的小组打从一开始就被叫来，因为受伤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威胁说要提起诉讼。乘客们对究竟发生了什么确实并不了解，各种猜测揣度往往不合常理。内部模拟分析小组试图弄清机舱中人与物品的移动情况。但这是一种缓慢而困难的工作。

　　她看见玛丽·林洁正站在“飞机尾部”附近。林洁是五十多岁、头发灰白、个子壮实的女人。“玛丽，”她问，“照相机一类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猜到你会问这个的。”玛丽查对她的笔记。“我们一共找到19架照相机，其中13架是普通的照相机，6架是摄像机。在13架照相机里，5架已经摔碎，胶卷全部曝光。有两架里头没装胶卷。剩下六架里的胶卷已全部冲洗出来，其中三卷上有影像，全都是出事前照的。但我们正在利用这些照片试着把乘客位置排出来，因为太平洋公司到现在还没有提供一份座位表。”

　　“摄像机的情况呢？”

　　“啊，让我们看看……”她翻着她的笔记，又叹了一口气。“六台摄像机，有两台里有飞机上的镜头，但没有一台有事故发生时的镜头。我听说过电视上放的录像。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搞到的。可能是乘客在洛杉矶机场带出去的。”

　　“也许吧。”

　　“飞行数据记录仪有什么进展？我们真是需要它来——”

　　“不仅你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它，”凯西说，“我正在办这事。”她简单看了看由塑料带标出的后舱轮廓。她看见摆在水泥地上角落里的驾驶员帽。“那帽子上有名字吗？”

　　“有的，在帽子里沿上，”玛丽说。“名字大约是增清什么的。我们找人把它翻译出来了。”

　　“谁翻译的？”

　　“韩爱琳吧，马德办公室的。她会汉语，帮了我们的忙。这有什么？”

　　“我只是问问。并不重要。”凯西向门口走去。

　　“凯西，”玛丽说，“我们需要那个飞行记录仪。”

　　“我知道，”凯西说，“我知道。”

　　她给诺玛去电话。“谁能给我翻译汉语？”

　　“你是说除了爱琳？”

　　“对，除爱琳之外。”她觉得自己得避开马德办公室的人。

　　“让我想想看，”诺玛说，“会计处的冯爱伦怎么样？她过去是给联邦航空局当翻译的。”

　　“她丈夫不是和多赫迪一起在结构部的吗？”

　　“是的，但爱伦这个人非常谨慎。”

　　“你肯定吗？”

　　“我很了解她。”诺玛用肯定的语气说。

　　102号楼/会计处下午5时50分

　　她去了位于102号楼地下室的会计处，到那里的时候快6点了。她发现冯爱伦正准备下班回家。

　　“爱伦，”她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当然可以。”爱伦40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是那种永远都乐呵呵的女人。

　　“你以前给联邦航空局干过翻译吗？”

　　“那是老早以前啦。”爱伦说。

　　“我有些东西要译出来。”

　　“凯西，你能找到比我强多了的翻译——”

　　“我情愿你来干，”她说，“这是机密的。”

　　她把录像带交给爱伦。“我需要译出最后九分钟人的说话声。”

　　“行……”

　　“我希望你不向任何人提起这事。”

　　“也包括比尔吗？”比尔是她丈夫。

　　凯西点点头。“这有没有问题？”

　　“不成问题，”她看看手中的录像带，“什么时候要？”

　　“明天行吗？至迟星期五。”

　　“可以。”冯爱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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