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号草船远征记第九章落入大海的魔掌(5)

第九章落入大海的魔掌(5)

　　我们赶紧把沉重的舵桨放下海去，这样一来，就可以让大海承受它的大部分重量了。可是，船尾的水池仍没有消失，还不时有浪花落下来补水。如果这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盥洗盆的话，大家都很欢迎。我们看了看船尾尖，它仍向里弯曲着，完全没有伸直的趋势。为了安全起见，乔治游到“太阳”号底下一看，才头一回发现，船舱以后的船身已经开始下垂。不过纸莎草捆仍然很完整，也很结实，用手一挤，还会冒出许多气泡。纸莎草船的浮力并没有改变。只是，我们放在船尾的东西太沉了。

　　我们动手把所有的货物都从船尾搬走，船舱后面只剩下那根沉重的横梁，它承受着那两根舵桨和船桥自身的重量。船桥是用柱子撑起来的，下面存放救生筏的柳条箱。

　　浪花还是会从右舷泼到船上来。我们又水上水下仔细检查了一遍。显然，“太阳”号仍然完全保持原形，从船头到船尾都未改变，船尾最后一对桅索也是如此，它们被系在桅顶，下面好好地固定在左右两侧船舷上。可是，从这里往船尾看，可以明显地看出，“太阳”号后半截船身自此开始有些下垂了。

　　我们又开始沉思这是怎么回事。开始下垂的是可以自由上下活动的船尾部分，而由桅索与桅杆相连支撑起来的其他部分都完好如初。船头还像以前那样高高翘着。我们这只金色天鹅，依旧高傲地伸长了脖子，只是尾巴开始耷拉下来了。如果桅杆上再伸出一条桅索系着船尾，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可是，我们如果真用缆绳将船尾跟桅杆连在一起，恐怕一个浪头过来，桅杆就折断了。必须让船尾自由上下摆动，可也不能让它像现在这样老是下垂着。我们试着在船舱两侧固定两根缆绳，呈对角线，然后将船尾拽起来一些。我们想在船尾绑上一根粗缆绳，越过船桥护栏和舱顶，固定在前半截船身的一根柱子上。这是古埃及人加固木船的一种办法。在有关纸莎草船的壁画上可没有见过这种与船身平行的大缆。可是，尽管我们用力拽这些绳子，也没有把船身的后半截提起来。卡洛系了各种各样独创的结，拽着潮湿的绳索，比谁都卖力，最后两只手掌都肿了，就像泡过的通心粉似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每天，泼上船尾的海水越来越多。船尾尖仍旧向里优雅地弯曲着，没有任何要改变其形状的迹象，但船底却是慢慢地垂了下去。弯曲的船尾尖不但没有用，反倒给支撑着它的脆弱的后甲板增加了分量。风暴卷起的海浪一次次地冲击着高翘的船尾，吃水线以上也吸进了不少海水。而且船尾本来就又宽又厚，比舱顶还要高，浸了水后，现在至少有一吨重了。我们应该把它砍掉吗？这样做也许能让后半截船身再抬起来。可这就好比要把天鹅的尾巴切掉，我们怎么忍心对引以为豪的纸莎草船下这个毒手呢？

　　可那些杰出的造船师，到底是用什么办法使船尾在空中高高翘起的呢？他们不但不用绳索将船尾吊起来，反而用一根缆绳将它向下拽到甲板上去。幸好那几位查德造船师将那根缆绳免去了，我们至今也不感到遗憾。否则……我扔下正挖着的椰子，开始疯狂地拽船尾尖。哎呀，我真该死！我大声喊诺曼、圣地亚哥、尤利、卡洛，把大家都叫过来。我知道错在哪里了。我们都不知道这弯曲的船尾尖到底有什么用处。这也是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后才可能弄明白的，因为知道这船尾尖秘密的人早在坟墓里躺了几千年了。船尾这特殊的拱形结构并不是为了美观。大家都以为那根缆绳是用来拉紧船尾尖的，但它的作用并非如此。船尾巴竖着就像是一张弓，缆绳就像是弦，不是要把尾巴向下拉，而是要把后半截船身往上拉。那高高的竖琴一样的船尾拥有强劲的弹力，是用来支撑可以自由摆动的后半截船身的，而桅索用来支撑桅顶和船身的其余部分。为了保证这种纸莎草船能在公海的惊涛骇浪里航行而不至于被折断，古埃及的能工巧匠把它分成两截连在一起。前半截靠桅杆和平行的桅索来固定，后半截可以上下摆动，但又能自己恢复原位，就全靠这弹弓和弓弦了。

　　我们赶紧把弓弦上好，但已经太晚了。经过三个星期，船的后半截已经下垂不少，而且出现了一个结点，必须从上面用柳条箱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才能把它吊起来了。事已至此，缆绳已经帮不了我们了。我们是自作自受，谁让我们和其他人一样，以为这种拱形的船尾是古代造船匠用来修饰船身的，而没有想到这正是他们天才的创造啊！

　　尤利和诺曼站在船尾的水泡里，瞪着一点点下沉的金色尾巴。他们突然齐声唱了起来：

　　“我们不要黄色潜水艇，黄色潜水艇，黄色潜水艇……”

　　我当然也不想要！我们七个人很快全都站到船尾，齐声唱起尤利唱的歌来。没人把它真当回事。实际上，船身其余部分也没有问题，漂在水上就像香槟酒的木塞似的。于是，尤利和诺曼就动手洗起裤衩来，一边还想着把“潜水艇”的歌词弄得更押韵一些。

　　我主要担心的问题倒不是怕这纸莎草船最终会随着船尾一起沉下去，而是如何维护我们七个人之间的关系。船舱只有八英呎半宽，十二英呎长，我们躺下就会一点余地都没有了。船甲板上又摆满了坛子和篮子，根本没有插足的地方。这就是说，我们一爬出睡袋，要不待在船舱左舷的避风处，要不就得爬上船桥，而那里的面积靠胳膊就能估计出来了。不管白天晚上，大家都近在咫尺。我们就像长着七个脑袋的连体七胞胎似的成天黏在一起，每个人却都说着各自不同的语言。我们不仅有黑人也有白人，有的来自共产主义国家，有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各自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也相去甚远，甚至分别处于两极。

　　我们中间有两个非洲人，我去其中一位的家乡拉密堡拜访他时，他坐在地上的草垫上，家中什么家具都没有，只有一盏煤油灯放在草垫中央。他的护照和飞机票就放在地板的角落里。另一位非洲人住在开罗，有一间豪宅，门口柱子中间还站着东方的仆人，鞠躬将我迎进去，屋子里摆满了法式家具、挂毯、传家的古董宝贝。有一位船员一字不识，却也有一位是大学教授。有人是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也有人是海军军官。阿布杜拉最专注于他的袖珍收音机，给我们讲以色列和埃及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消息，虽然他自己也听得不清楚。他的拉密堡政府支持以色列，反对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而且现在他们已经请求法国出动伞兵，镇压沙漠地区的阿拉伯人，我们曾在博尔见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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