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号草船远征记第七章在大西洋上(5)

第七章在大西洋上(5)

　　阿布杜拉和我站在草船舱后的船桥上，一人握住一把舵桨的柄手，注视着松弛的船帆和拍打着石堤的白色浪花，心里充满焦虑，防波堤与我们相距只有几百码。我们正漂向防波堤？的确如此。从防波堤的尽头看到了城堡墙头的塔楼，这表明我们确实是在朝着陆地的方向往回漂。也许是迤逦向北的山峡挡住了从岸上吹来的风，船帆鼓胀不起来。我们把船缆扔给一直跟在我们周围的渔船，草船便径直向前方全速驶去。可是这样的速度不符合自然规律。首先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原来拖在船后的一张渔网，本来装满鲜活的龙虾，准备在旅途上食用，可现在渔网却突然缠绕在一根舵桨上，把舵桨弄成了弧形，眼看就要折断。我们只好挥起利刃，把拖网的缆绳一刀割断。舵桨算是保住了，但那足够吃几天的美味佳肴也随波而去了。

　　接着，由于船速太快，我们本来绑在“太阳”号一侧当做下风板的三根粗粗的划桨啪的一声断成两截，而诺曼正是把放置我们那台袖珍无线电的铜制平台钉在了这些桨叶上，那可是我们在航行期间与岸上的亲友进行联络的生命线呀。显然，金属在一条不断颠簸的草船上没有容身之地；桨叶折断的位置恰好在铜制平板的末端，刚好被接地线拉住才得以保留。

　　这可不是好兆头。无论有没有风，我们都必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程。我们停住所有护航船只，收起船缆，再次挂起船帆。我们注意到周围的大型渔船在海浪中来去自如，相比之下，我们的草船却如同它的前辈“康提基”号一样，在巨浪中上下颠簸。最初，海风风力不大，随后渐渐增强。但是，此时的风已经不再是离岸风。通常，这个季节应该是东北风，可现在却变成了西北风，径直朝绵延在避风港萨菲南面的海岸峭壁吹去。我们仍然贴着海岸，贴得很近，连岸上的房屋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可以看到海浪悄无声息地拍打着酱褐色的峭壁。大海永不停息地碰撞着摩洛哥绿色的洼地，冲刷着那被太阳灼烧的地表。如果我们不能成功驾驭这条草船，海风就要把我们吹向酱褐色的峭壁上去。

　　我们在船上的七个人都对一件事疑惑不解：操舵装置如何运转呢？这是我们最没有把握的事情了，因为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本来指望来自摩洛哥海岸的海风和洋流会直接把我们从陆地带走，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试验，而不会有被海浪冲到岸边峭壁上去的危险。我们惧怕的是海岸，而不是辽阔的海洋。我们没有在尼罗河河口外的海边进行试验，就是害怕在我们发现埃及操舵系统如何运转之前就被冲到了岸上。在远离摩洛哥的大西洋深处，我们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测试、纠正错误，因为那里通常可以把海面漂浮物直接冲入大海。

　　“太阳”号的操舵装置是我们根据埃及上古年代的许多模型和壁画制造的。我们试图从黎巴嫩找到埃及人用来建造这些巨大舵桨的雪松，但无功而返，因为古腓尼基王国年代存留至今的几棵雪松如今都保存在国家公园中。因此，我们只能用一种沉重的埃及木料“西尼巴”来做双脚桅杆，并用一种非洲丛林里的树木制造了两根舵桨，这两根舵桨长达二十五英呎，桨叶足有普通写字台那么大。现在，它们就斜斜地安装在船尾两侧。船桨上部固定在船桥的护栏上，船桨下部靠近桨叶的地方则固定在一根横跨船桅的结实的圆木上，全都用粗绳捆绑得结结实实，还垫着皮子，滑不掉，脱不开，只能旋转。

　　这一点跟普通舵桨完全不同，普通舵桨都是可以自由摆动的。我们这两根舵桨的上下两端都被紧紧捆绑住了，根本无法摆动。还在舵桨上端横绑了一根硬木当做舵柄，又用一根又细又长的木棍把两个舵柄捆在一起。如此一来，如果一个人站在中间，把横棍推向一侧，那么两根舵桨就会一起旋转起来。这种装置的确十分巧妙，而且与今天人们所使用的舵桨截然不同。当我第一次尝试着把横棍推向左舷时，“太阳”号就像一头驯服的小马，缓慢但配合地掉头转向右舷。我又把横棍推向右舷，“太阳”号慢慢掉头向左。此时，我们如释重负，齐声欢呼起来。

　　从历史角度看，我们正在使用的操舵机制是方向舵的前身，代表了已经失传了的介于舵桨和船舵之间的过渡装置。在古代的某一时刻，埃及人发现：要摆动长长的舵桨来使帆船调转方向，实在是既吃力又无必要。只要旋转舵柄，使桨片不再垂直于水面，船也一样会掉头。因此，他们在舵柄上安装了一根横棍，并发明了我们此时正在测试的操舵装置。横在两个舵柄之间的细棍只是一种简单的改进，通过这种改进，舵手一个人就可以同时旋转两根舵桨。之后，经验丰富的水手逐渐发现，如果他们把桨叶和舵柄垂直放置，并继续转动那根十字横棍，效果会更好。于是，他们发明了我们今天称之为“船舵”的装置。

　　来自大漠的阿布杜拉站在我身边，目光炯炯地盯着船桥。此刻，他也握着那根细长的横棍。四只手使舵桨控制更加容易。甲板下，其他人在诺曼的组织下忙乱地拽着帆缆，使主帆处于最适合捕捉风向的位置。兴奋的记者和许多老练的水手乘着机动船，在我们周围盘旋着，目睹了我们之前的尴尬。当看到我们“驯服”了草船，并证明这艘芦苇船的确能够航海时，他们也同我们一样松了一口气。强劲的西北风把我们径直吹向岸边，但我们竭力以九十度角切入海风，右舵正横，与海岸平行，驶向西南方。我们已经离开沿岸海面，离开巴杜萨角的避风区，携卷着巨浪滚滚而前。挤满乘客的渔船开始掉头返航，它们纷纷鸣笛，向我们告别。我最后看到的人是我的妻子伊凤。她一向晕船，如今勉强站起身来，挥动双手向我告别。那架直升机已经不见踪影，头顶上方的飞机也掠过草船，同我们告别了。

　　只留下我们在大海里飘荡。七个男子汉，一只快乐嬉戏的猴子，还有装在木笼里的一群母鸡和一只鸭子。天地突然变得如此诡异，如此安静。只有海潮在我们这艘诺亚方舟的周围起伏涨落。

　　诺曼刚张罗着把大帆挂好，眼见帆脚索和帆钉都已经牢靠了，才踉踉跄跄走到船尾，告诉我说，他身体实在难受极了。他脸色煞白，双眼通红。尤利踉跄着走过来说，他的体温到了华氏一百零二度。我们吃了一惊：流感。海风一阵比一阵冷。我们这位苏联医生，命令那名美国海员立即上床休息。这么一来，我们暂时失去了唯一的水手。

　　风势渐强，波浪汹涌。一阵巨浪打来，“太阳”号只是翘起一侧，让波涛在船底翻滚而过。但巨浪有时候会猛烈地打在桨片上，使舵桨一下弯了起来。我只好大声呼喊着，告诉阿布杜拉，让他稍稍松开铁腕，免得舵桨受压过大而折断。

　　一切都很顺利，大家兴致高昂——甚至包括那位倒霉的病号，他一直卧倒在床，抱怨自己没用。卡洛很快成为我们船上的头号打结专家，就把身体悬在缆绳上他也能吃能睡。此时，他兴致勃勃地做好热咖啡和凉鸡腿（我们带来的食品），并且喜气洋洋地告诉我说，海上生活和山顶生活完全一样：都是同大自然打交道，都面临同样的挑战，都具有相同的生活乐趣，都必须迅速解决各类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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