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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航行前的准备(7)


  我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之间徒劳地游荡了三天,到处都关门。周一早上,纽约人又一窝蜂似地拥回了办公室。终于有人接电话了。世界各国的人都汇聚在联合国大楼里,但唯独不见查德代表。他今天去了华盛顿,我必须去华盛顿才能得到去查德的签证。我已经囊中羞涩了。我的出版商本可以借我一笔钱,但他去了芝加哥。当晚去巴黎的飞机票已经定好。但是要飞往查德还得花很多钱,签证也必不可少。

  我给华盛顿的查德大使馆打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倒是挪威使馆许诺帮我联系查德大使,让我耐心地在宾馆等候。但我又从芝加哥方面得到消息,让我马上去离此很远的一家银行。阿布杜拉在遥远的查德,生死未卜,这一切让我焦头烂额。吴丹的办公室通知我,说秘书长希望我马上去他的办公室,他要帮我写一封介绍信。在我出门之前,有一个男人突然闯了进来。原来是彼派尔先生,他是一家国际新闻机构的主管,来商量报导这次航行的合同事宜。他可以预先支付一些费用。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电话中我被告知,如果坐下一班飞机赶去华盛顿,当天就能拿到签证。于是,这位主管帮我匆匆收拾好了两箱行李,一箱装着冬衣,另一箱装着夏衣,他还帮我结了账。那两箱行李他也替我送上当晚去巴黎的飞机。隔壁房间的希捷尔台勒普放下手中的胶卷,替我赶往秘书长的办公室。而我则冲到了飞机场。纽约和华盛顿的交通都很糟糕,坐飞机也相当麻烦,但挪威和查德之间的协调却很顺利。当晚,当我带着护照,准备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转机时,他们两人已经在机场等候了。一个手中拿着吴丹秘书长的信,另一个则提着两箱子衣服。

  “谢谢。再见。晚安,美国。早安,巴黎。”我在尼斯转机的时候与妻子匆匆见了一面。她手里拿着不少记录条和电报,这些只好等到我从博尔将造船匠带回来后再说了。

  我从撒哈拉大沙漠上空飞过,终于到了查德。一打开机舱门,热浪扑面而来。拉密堡的矮房子密密麻麻、连绵不断,我到哪里去找阿布杜拉呢?阿布杜拉留下的地址仅是一个信箱号。信箱的主人是一位传教士,阿布杜拉曾为他干过木匠活,但这活早就干完了,他也不知道阿布杜拉现在何处。不过,这位传教士仍然热心地帮着我们开车四处寻找。

  我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馆里,旅馆的接待员告诉我,本周内只有飞往苏丹的飞机,我那张飞往埃及的机票等于作废,因为在查德是不可能获得埃及签证的。以色列在查德有大使馆,但是埃及、挪威、意大利和英格兰在这里都不设大使馆。

  我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床,墙上有两个挂钩和一个声音大得跟螺旋桨似的电扇。我久久坐在床边,拿着一张袖珍地图,绞尽脑汁地琢磨着。这时有人敲门了。门口站着一位高大的男子,身穿一件长及脚踝的白衣,戴着一顶七彩的小帽子。他张开双臂,放声大笑,牙齿和眼睛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噢,老板呀,老板,我阿布杜拉可吃了不少苦呀,现在总算是雨过天晴了!”

  阿布杜拉乐得手舞足蹈。

  “阿布杜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去了博尔村,花了四天时间在湖上寻找奥玛和穆萨。他们去很远的地方捕鱼去了。最后终于找到了,还帮他们还清了债务。我正要把他们带到拉密堡,可这时行政长官来了。他说我是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恶棍,说我今天要把两个人卖到埃及去,明天说不定就把人贩到法国或者俄国去了。我就这样被捕了,被关进了拉密堡的监狱。我孤身一人,不得不花掉所有的钱,这才被放了出来。”

  居然会有这种事,阿布杜拉被疑为人贩子,在博尔村被捕入狱!当年的贩奴通道要经过查德,当地人仍然对那段血泪史记忆犹新。现在阿布杜拉不能回博尔村了,我必须带上由拉密堡当局盖章的正式劳动合同亲自去博尔村接奥玛和穆萨二人。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和阿布杜拉跑遍了首都所有雄伟的政府大楼,就是为了替他们两人办一份合法的劳动合同。到处都是一张张聪明伶俐的面容,真诚和友善洋溢在每张脸上。到处都是超现代化的办公室和写字间。外交部的大楼更是雄伟庄严,楼前还有十四座喷水池。星期天到了。我绝望地坐在床边,关掉了震耳欲聋的电风扇,听任苍蝇和热浪朝我进攻。我受够了。五天过去了,我一个章也没盖到,一个签名也没要到。我们找到了一位传教士,他有一架单引擎飞机,能够在查德湖上降落。但是没有盖了章的文件,如果我想把两个造船匠接走的话,也会落得跟阿布杜拉一样的下场。

  我们最开始找的是内政部总监,他知道阿布杜拉的事情,但他只能通过外交部长才能接见外国人,而要见到外交部长又必须通过内阁首脑,要见到内阁首脑,又必须找到礼宾司的司长。我们见到每个人都得把整个事情从头说一遍,他们还要仔细阅读吴丹的介绍信。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总算见到了外交部长。外交部长是个名副其实的巨人,但很随和友好,下巴上留着一小撮黑胡子,头发浓密,额头和脸颊上都有一道道伤痕。在把我们引见给内务总督之前,他和查德总统托姆巴巴耶进行了两次私人会晤,共同商讨这个问题。总统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要由内阁会议来决定是否允许查德公民乘坐纸莎草船渡海冒险。

  为了争取时间,我向他保证说,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获准将这三名查德公民接到尼罗河平静的河岸上,把船给建起来。于是,我们总算见到了内务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又把我们引见给劳动部。劳动部的表格用完了,我们还得临时打印。他们三人的劳动合同足有十二页长,还是双面打印的。然后,我们又跑去找人事部部长签名盖章。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我们打印的合同当中发现了两段话,使得我们前面的努力功亏一篑。

  这两段话的内容是说,合同只有在博尔村的两位造船匠签字之后才能盖章,更糟的是,合同中规定,如果没有医疗证明,本合同就无效。我们到哪里去找一张医疗证明呢?博尔村没有医生。人事部部长从劳动部叫了一位代表来研究我们的合同,他对着合同看了半天也无计可施。他们两人都非常友好,但只能指着合同上的白纸黑字,向我解释说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的意思我很明白:没有医疗证明,劳动合同就不能生效;不离开博尔村,就无法得到医疗证明;没有劳动合同,离境就属非法。

  反正是死路一条。我累得筋疲力尽,狠狠地关上房门,把风扇开到最大档。明天就是周日了。我气恼地坐在床边,干脆写起日记来:“无可救药的笨蛋!但这样糟糕的体制并不是查德人的错,他们友好、聪明、淳朴。非洲文化并非如此,正是我们西方人教会了他们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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