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8)_伊迪丝·华顿

八

　　我记得，在饭桌上，我是怎样地留心观察斯科尔将军、老德特兰西和德莱恩的不同，又想努力找出他们的相似之处。德特兰西少校嘴上总是挂着战争——布尔溪和安德森维尔的轶事呀，林肯、西沃德①和麦克莱伦②的趣闻呀，尤其是在潘趣酒下肚以后。“如果一个人经过了战争，”无论说到什么，从发表对上星期日布道的观点到赞美烤鸭肉的味道，这一句总是他的开场白，斯科尔将军却不是这样。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为什么晋升到他拥有的那个军阶，他虽然从未提到这个话题，却无言地表明了他对这个军阶的权利。他是一个高大而又沉默的老绅士，长着一头浓密好看的白发，半睁半闭的眼睛在静脉隐现的眼皮间烟焰闪动，还有一副威严笔挺的姿势。他的风度无可挑剔——完美得到代替语言的程度，过后人们就会说他只要躬身微笑，以及起立又坐下就多么讨人喜欢，他把这种困难的技艺运用得炉火纯青。据说他是鉴别马和马德拉白葡萄酒的行家，但他从没骑过马，还传说他在欧文街阴森森的老宅子里给他的稀客递上的是很一般的葡萄酒。

　　①威廉·亨利·西沃德（1801—1872），美国国务卿（1861—1869），美国内战前辉格党和共和党内反对奴隶制的领袖。

　　②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1862—1885），美国内战时北方军队的著名将领。

　　他和德特兰西少校有一个共同特点——老纽约人的极端谨慎。他们带着本能上的不信任注视着有可能扰乱他们的习惯、减弱他们的舒适或者强加给他们不习惯的义务（无论是公民的还是社会的）的任何事物，尽管在别的思想过程中他们十分迟缓，然而当一个貌似无害的谈话可能会引导他们“签署一份文件”，哪怕是支持市政改革的最温和的尝试，或者请他们拥护不管规模多小的一项新的不熟悉的事业，他们在揣测方面总表现出超凡的机敏。

　　按其宗旨，绅士们总是尽其可能慷慨地捐钱给慈善组织协会、元老舞会、儿童救济院和他们自己教区的慈善机构。一切不带“政治”色彩的事，奋兴布道会，或者卑鄙小人贿选的企图，甚至一个新近的组织——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一个个看上去实在值得怀疑，他们认为这由于某些神职人员的轻率而被人借用了名义，正如德特兰西少校所说：“然而，在这个喧嚣的年代，有些人会不择手段地引人注意。”于是他们一齐为他们青年时代的已逝的“老纽约”叹息，鲁比尼和珍尼·林德①前来演唱过、萨克雷先生来讲过学的那个排外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纽约，那个拒绝接纳查尔斯·狄更斯、又被他出于报复诽谤和嘲弄过的纽约。

　　①珍妮·林德（1820—1887），瑞典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然而德特兰西少校和斯科尔将军内战中从头打到尾，亲身参与过不能言传的恐怖与痛苦，忍受过形形色色的艰难和匾乏，遭受了严寒、酷暑、饥饿、疾病和创伤的磨难；而这一切已经消失，像消化不良的症状，在舒舒服服地睡过一觉后荡然无存一样，使他们极其平凡又无限快活。

　　除了一点区别，鲁斯科特上校也是这样。尽管按出身他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但很久以前就被他们接纳入伙了，一方面因为他是一个战友，另一方面因为他娶了海利的一个亲戚。我现在仍然能想得出鲁斯科特上校：一个机灵英俊的小家伙，这两个特征都极为显著，波浪型的头发很有光泽（要不难道是假发不成？），上好的麻纱衣服上有一股太浓的科隆香水味。他年轻时参加过纽约民兵，曾跟伟大的第七团“出征”；第七团，从那时起就成了他生命的源泉和中心，就如同对于某些耄耋之年的人来说，他们的大学宴会仍然是他们生命的源泉和中心一样。

　　鲁斯科特上校长于骑士精神。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就是“蓝军与灰军”，就是营救可爱的南方姑娘，就是关于“星条光荣”的轶事和越过敌军防线送重要急件。对许多人来说乏味而凄凉的四年生活在他的道路上似乎充满了魅力，而潘趣酒（使我们年轻人很开心，因为我们心甘情愿招引他）总是从他的记忆中唤起无数次情景：通过快捷、恭敬而殷勤的行动，在某颗骄傲的南方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同时他又发现了杰克逊游击队的驻地、或者可以涉水过河的地点。

　　那儿坐着海利·德莱恩，比别的人年轻许多，然而在这种场合好像是他们的长者，所以我不禁想道：“如果他十九岁就不再往大长，那么他们现在还裹在褪褓里呢。”然而他仅仅在道德上一个劲儿地长。但在智力上，他们处于同一水平。这时他们开始讨论沃拉克剧院最新上演的戏剧，要不就是母亲试探着提到《罗伯特·埃尔斯米尔》的作者①的新作（她的看法是：在男人的宴会上，只要女主人在场，她就该让谈话保持到最高水平上），德莱恩的话并不比他的邻座的更深刻——而且他几乎肯定没读过这本小说。

　　①即玛丽·奥古斯塔·沃德（汉弗莱·沃德夫人，1851—1920）。

　　每当谈起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有关俱乐部管理啦，慈善事业啦，或者“绅士”与社区的关系啦，他才突然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态度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是冷漠。

　　他常常坐在那儿一边听，一边抚弄着我姐姐的大斯凯犭更狗（这条狗无视一切规矩，竟然在吃甜食时跳上了他的膝头），他那忧郁的脸上带着一种严肃而略微心不在焉的表情；正当我母亲（我知道）在想这个人有多么乏味时，他便满面笑容，亮出他的酒窝；而且常常带着十足的胆怯表明他对长辈的尊重，却决不随声附和，说道，“毕竟，谁率先行动又有什么关系呢？要紧的是把事情做了。”

　　这总是问题的实质。对其他所有的人来说，包括我父亲，一切事情——从教区会议到元老舞会——的关键，恰好是德莱恩所忽视的：即那些组成委员会或领导运动的人们的等级地位。对德莱恩来说，重要的只是运动本身；如果事情值得做，他以其慢吞吞、懒洋洋的方式宣布道，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做，哪怕它的支持者是循道宗信徒或公理会教友，或者是那些在中午吃正餐的人。

　　”即便他们是新新监狱来的囚犯，我也不在乎。”他肯定地说，他的手懒洋洋地抚弄着狗脖子，我看见他安抚伯恩的受惊的小马时也是那个样子。

　　“或者是布卢明代尔出来的疯子——因为这些‘改革家’总是那个样子，”我父亲进而说道，他宽容的微笑使他的话显得柔和了。

　　“噢，好吧，”德莱恩嘟囔着，他的情绪开始低落了，我敢说我们现在这日子已经过得相当不错了。”

　　“尤其是，”德兰特西少校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补充道，“我看，潘趣酒就要上桌了。”

　　潘趣酒表明我母亲要退席了。她羞怯含蓄地微笑着站起身来。而这些绅士们，都站了起来，对她的退场表示殷勤的抗议。

　　“抛开我们回艾尔斯米尔先生那儿去了——我们都要吃这位先生的醋了！”罗斯科特上校宣称，带着骑士风度第一个赶到门口；他开门时我父亲说，仍然带着他宽容的微笑：“啊，我妻子——她书可读得不少。”

　　这时，潘趣酒端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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