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7)_伊迪丝·华顿

七

　　我一声不响地听着，再也没有跟母亲提起过那场战争。其实对任何人也没有再提过——甚至对我自己。我把整个事情埋在我认为看不见、听不着的地方。毕竟战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出生时它就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现在没有人再谈起它。当然在一个人长大的过程中，仍然会碰到年长一些的人，人们说起他们时便说：“不错，某某参加过战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是因为退伍时有军衔而为人所知，鲁斯科特上校啊，德特兰西少校啊，斯科尔老将军啊。人们不觉莞尔，不过也承认：如果保留他们的军衔使他们高兴，那是他们赢得的权利，然而海利·德莱恩的想法似乎与众不同。他从不让人叫他“少校”或“上校”（我想他退伍时是上校人此外他比那些老兵要年轻几岁。得知他曾和他们并肩作战就像看见一个人能记起的曾和自己一起玩耍的老奶奶由保姆举起看华盛顿将军一样。我总认为海利·德莱恩跟我是一代人，而不是我的父辈；尽管我知道他比我大得多，而且偶尔还管他叫“先生”，但是我觉得我和他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来自我们有共同的娱乐，而且谈起它们用的也是同样的俚语。他肯定比我认识的那几个参过战的人小十岁或十五岁，然而我敢肯定，他们当中没有人是逃了学自愿去当兵的。因此，我忘记了（甚至有可能是根本不知道）他的过去也不是不可原谅的。

　　布罗德一德莱恩银行经营了两三代人，一直是纽约一家可靠而守旧的私人银行。我的朋友海利在他事业的初期就被认定为合伙人；这个位置在他家中差不多是世袭的。凑巧的是，阿尔斯特罗普家的那一幕发生后不久，我在该行里得到了一个职位。聘书来了，不是经德莱恩之手，而是经过弗雷德里克一布罗德先生之手来的，他是个资深的会员，我父亲的老朋友。这是一个相当有利的机会，让人无法推辞，于是我把自己平庸的能力和竭尽全力的迫切愿望搬到了布罗德一德莱恩银行的一张办公桌前。正是由于这偶然的变化，我和海利·德莱恩之间慢慢产生了一种感情，我简直像他的儿子，而他却像我的哥哥——因为人们几乎不能称他为父亲，甚至连他自己的子女也是这样。

　　我的工作不可能使我按他的方式办事，因为他的业务工作十分轻松，他在银行上班时间不长，也不正规。不过，他好像喜欢我，不久就开始叫我处理很多琐碎事务，在商界，年轻人是可以为长者效劳的。商业信函的写作是他的一大困惑。他知道他想要说什么；他用词准确明了，不拖泥带水；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比他对模糊的冗词赘语更不耐烦的了——美国的初等教育正是用这种东西败坏了我们的语言。他常常立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艰涩不准的词语，气冲冲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翻译成英语——”然而当他要写信，更糟的是口授时，他那友善的前额和一双大手就发潮了。他常常喃喃地说，一半是问他自己，一半是问我：“我倒底该怎么说呢？‘大函昨B收悉。建议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喜欢它的式样？’——“唔，就这么说，”我通常回答。然而他总是摇头反对：“小伙子，你和我一样糟。你不知道怎样写好的英文。”在他的脑海里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间有一条固定的鸿沟。我从来没有办法让他的想像力跨过这条鸿沟，让他看到他脱口而出的语句比起写在纸上的是“更好的英文”。写在纸上的是绞尽脑汁、咬着笔杆制作出来的，其中包括把同样的说法翻译成诸如此类的语言：“上月卅日惠函收悉，抱歉之至，无奈复函相告，思之再三，本人对该事实难苟同”——常常在“该事”上大笔一划，看作“站柜台的行话”，然后就抱怨自己无能，找不出一个更加约翰生①式的词语来替代它。

　　①约翰生（1709—1787），英国文学家，喜用典雅和拉丁语源概括性强的词。

　　“我的麻烦就是，”他常说，“我父母在语法方面要求很严，从来不让我们这些孩子使用粗俗的语言，一旦使用，必须予以纠正。”（他所说的“粗俗”是指随便的或不准确的。）“我们是读最好的书长大的——司各特呀，华盛顿·欧文呀，写了《旁观者》的那个我忘了他的名字的老作家呀，还有吉朋呀等等；我虽不是一个文人，而且从来没有以文人自居，但我不会忘记我早期接受的训练。我看到孩子们读像吉卜林这样的新闻记者写的东西时，我恨不得从他们手里扯掉那种劳什子。一文不值的新闻——大多数时髦书都是这些玩艺儿。你会原谅我这种说法，孩子，就连你也太年轻了，不知道英文应该怎样写。”实际上——虽然一开始我发现很难相信——德莱恩曾经肯定是个读书人。有一天晚上，我们参加过宴会后，步行回家，月亮惊魂不定地从“天憩”阁后起身，他对着月亮吟诵道：“她像夜色在美中行走，”我大吃一惊。另外，他喜欢这样来描述马球赛中的一次胜利的猛攻：“告诉你，我们像亚述人一样压倒了他们。”拜伦不是他唯一的精神食粮。有一段时间，很明显他把格雷的《挽歌》全诗背了下来，一个秋天的晚上，当我们一起站在他乡间别墅的阳台上时，我曾听见他低吟着：”

　　昏蒙的四景已从眼前消尽，

　　肃静的寰空之中万籁无声……

　　尽管我对德莱恩夫人不怀好感，但我不能相信是德莱恩的婚姻制止了他对书籍的兴趣。从他极有限的典故和引文来判断，他的阅读好像是在他第一次碰到莉拉·格雷西之前很久就停止了。我像一个地质学家那样探测他，发现莉拉的地层下有好几层都没有任何文学兴趣的痕迹。因此，我得出结论，像其他我所认识的人一样，他的脑海只能接受某一个时代，一旦得到，就“啪”地一声关闭了，就像一个吃饱了的甲壳动物，再来一个潮头永远打不着它；这时我终于发现，人们在某一个时代就停止生活，不管他们还能再活多少年；我认为德莱恩在十九岁左右就停止了生活。那个时间大概刚好是内战结束，他也恢复了以前从未偏离过的普通生活。这四年显然已经塞满了他身心的每一个缝隙。因为我不能相信他是毫无知觉地度过这四年的，像有些著名人物，命运的玩偶那样，从人生经历的顶峰跌入深渊，却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一无所知——由于坚持规定的仪式，或是由于逃跑时带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梳妆盒而丢了王位。

　　不，海利·德莱恩感受过战争，并为战争所改变；我把他和别的“老兵”相比时我发现他们真有天壤之别；他们，以前我认为是我父亲的食客中最无聊的一些家伙，现在都成了意趣盎然的人物。那时，每当母亲宣布斯科尔将军或德特兰西少校要来吃饭，我总是找借们躲开；现在，如果我知道要请这些人，我主要的目标就是说服她也把德莱恩请来。

　　“可是他年龄小得多——他只喜爱热衷于运动的那一帮人。请他来和老先生们呆在一起，他是不会高兴的，”我母亲笑眯眯地再加上一句：“如果海科有弱点，那就是他希望别人认为他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这是由于他妻子的缘故，我想。”

　　然而，有一次，她真的请了他，而且他也接受了邀请，我们也不必请德莱恩夫人（毫无疑问她会厌烦的），因为我们没有请斯科尔夫人和鲁斯科特夫人，要使它成为那种老式的“男士宴会”，有烤鸭肉，一罐潘趣酒，我母亲是唯一在场的女士——这样的夜晚我父亲仍然特别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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