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钟声(123)_海明威

一二三

　　安德烈斯转身对戈麦斯说：“你是说他不打算把急件送去是吗？”他简直不相信还有这等事。

　　“你没看到吗？”戈麦斯说。

　　“这狗娘养的！”安德烈斯说，“他疯啦。”

　　“是的。”戈麦斯说，“他疯了。你疯了！听着！疯了！”他冲着拿着红蓝铅笔低头看地图的马蒂大叫：“你是个发疯的杀人刽子手，听到了吗？”

　　“把他们带走，”马蒂对警卫说，“他们犯了大罪，疯了。”

　　班长熟悉这句话。他以前听见过。

　　“你这个疯子，刽子手！”戈麦斯喊着。

　　“狗娘养的，”安德烈斯对他说，“疯了。”这个人的愚蠢激怒了他。如果他是个疯子，就该把他当疯子赶走。该把急件从他口袋里掏出来。这该死的疯子去死吧。他那西班牙人的烈性，冲破了他一贯冷静的好脾气，不一会儿他就失去了理智。

　　马蒂望着地图，当警卫们把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带出去时，他悲伤地摇摇头。这两个警卫见他被骂很高兴，但是总的说来，还是感到失望。他们见过比这更加精采的场面。安德烈·马蒂不在乎那两人骂他。话说回来，也是因为不少人都骂过他。作为人，他总是真心怜悯的。他总这样跟自己说。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见解已经所剩无几，这就是其中之一。

　　他坐在那儿，胡子和眼睛都集中在地图上，集中在这张他从未真正看懂的地图上，集中在那些精心绘制的蜘蛛网般的棕色等高在线。他能从等高线看出高地和山谷，但他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挑中这个高地，为什么要选这个山谷。但是由于有了政治委员制度，他能以国际纵队政治首脑的身分介入总参谋部，可以对着地图上的某一个编有号码的围有棕色细线的地方指手画脚，那里四周有一片绿色，代表那里是树林，上面画着一条条与那始终朝着特定方向蜿蜒曲折的河流平行的道路，他可以说：“这里。这里是防线的弱点。”

　　高尔和考匹克是有抱负的政治家，他们会同意，可结果呢，那些士兵在离开基地去进攻时根本没看过地图，他们只是听说过这山地的编号，就跑到指定的地点去挖壕沟，然后沿着山坡向上爬去送命，或者被架在橄榄树丛中的机枪拦住去路。在别的阵地上，他们也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攀上山头，而处境并不会比这里好多少。但是，当马蒂在戈尔茨的总部里指点地图的时候，这个头上有伤疤的白脸将军就咬牙切齿地想：“不等你把你那灰色的烂指头点在我的等高线地图上，我就枪毙了你，安德烈·马蒂。你干预了你一无所知的事情，害死了多少人？为了所有牺牲的人，你见你的鬼去吧。人家拿你的名字给拖拉机、村庄和生产合作社命名，你就此成了我碰不得的神像了，真是活见鬼。你到别的地方去怀疑、要求、干涉、指责、屠杀吧，别管我的总部。”

　　然而戈尔茨并没有说这话，却只是朝后靠在椅背上，不再靠近这弯着腰的死胖子，离那伸着指头指指点点、那水汪汪的灰眼睛、那灰白胡子和那口臭的嘴远远儿的，他说：“是，马蒂同志。我明白你的意见了，可是不好接受，而且我不同意。要是你高兴，可以向上级告我。对。你可以像你所说的那样，把它看做党内问题来处理。但是我不同意。”

　　所以，这时安德烈·马蒂坐在一张空桌子边研究他的地图，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光线刺眼，直射在他的脑袋上，过分宽大的贝雷帽搭在前额上，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比照着那份油印的进攻命令，在地图上慢慢地、仔细地、费神地比画着，就像参谋学院的年轻军官在解题一样。他在打仗。他正在心里指挥打仗呢，他有权干涉，他相信他有权指挥。所以他就坐在那儿，衣袋里装着罗伯特·乔丹给戈尔茨的急件，而戈麦斯和安德烈斯正在警卫室里等待，罗伯特·乔丹正在桥那边高处的树林里埋伏着。

　　如果安德烈斯和戈麦斯不受安德烈·马蒂的干扰，可以继续前进的话，安德烈斯的使命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不得而知。在前线，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能取消这次进攻。机器开动得时间长了，没法使它一下子停下来。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有很大的惯性，与其规模大小无关。可是，一旦克服了这种惯性，行动开始以后想要加以阻止，就跟之前让其运动起来一样困难。

　　但是这天晚上这个把贝雷帽拉到前额上的老头儿仍坐在桌边看地图，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俄国记者卡可夫，带着另外两个俄国人，他们身穿便服和皮外套，头戴皮帽。警卫班长在他们身后不情愿地把门关上。卡可夫是他好歹能联系上的第一个负责人。

　　“马蒂同志。”卡可夫口齿不清地说，语气还是那么礼貌而轻蔑，脸上堆着笑，露出了他的坏牙齿。

　　马蒂站起来。他不喜欢卡可夫，但卡可夫是《真理报》派来的，是当时西班牙三大要员之一，他直接和斯大林连系。

　　“卡可夫同志。”他说。

　　“你在布置进攻部署吗？”卡可夫傲慢地说，朝地图点头。

　　“我在研究。”马蒂回答。

　　“是你领导进攻，还是戈尔茨？”卡可夫圆滑地说。

　　“我只是个政委而已，你知道。”马蒂对他说。

　　“不。”卡可夫说，“你过谦了。实际上，你是一位将军。你有地图和望远镜。你不是曾经当过海军上将吗，马蒂同志？”

　　“我是二炮手。”马蒂说。这是谎话。在起义的时候，他是文书军士。但是他现在总认为自己是二炮手。

　　“啊，我一直以为你是一等文书军士呢。”卡可夫说，“我总是把事实搞错。记者就这样。”

　　其它两个俄国人没有插话。他们正从马蒂的肩膀后面望着地图，不时用本国话讲上一句。马蒂和卡可夫在寒暄之后用法语交谈。

　　“最好别在《真理报》上把事实搞错。”马蒂说。他话说得粗声粗气，给自己鼓劲。卡可夫总是让他泄气，这在法语中叫做degonfler，因此马蒂总被他搞得心烦意乱。当卡可夫说话的时候，安德烈·马蒂就记不住他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足轻重的人物，也记不住他是碰不得的。卡可夫似乎总要随意地微微讽刺他一下，他这时说：“我向《真理报》发稿前，通常要确认事实。我在《真理报》上的报导还是很准确的。请问，马蒂同志，你可曾听说我们有一支在塞哥维亚那边活动的游击队给戈尔茨捎来了急件？那边有一位叫乔丹的美国同志，我们差不多该得到他的消息了。听说法西斯阵线后方发生了战斗。他应该已经打发人来给戈尔茨送情报了。”

　　“一个美国人？”马蒂问。安德烈斯说的是英国人。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搞错了。这两个傻瓜找上他干什么呀？

　　“没错。”卡可夫轻蔑地望着他，“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政治觉悟不高，可是善于跟西班牙人打交道，打游击打得不错。把那份急件给我吧，马蒂同志。已经耽搁太久啦。”

　　“什么急件？”马蒂问。他明知道说这话十分愚蠢，但是他不能马上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只是为了推迟丢脸的时间。

　　“就是你口袋里那份乔丹给戈尔茨的急件。”卡可夫从坏牙齿缝中挤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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