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给胡萨克的公开信(2)

给胡萨克的公开信(2)

　　当然，我所说的恐惧，并不是通常心理学意义的一种确切的情感。我们在周围看到的大多数人并不像颤动的树叶那样发抖：他们的脸上呈现着坚定、自我满足的公民的表情。我们涉及的恐惧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将其认作实用的方法，我们追随各种外部适应的形式作为仅有的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自然，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没有它甚至没有表面的统一、纪律和一致，断言我们国家可以获得稳定局面的官方文件即基于此。

　　当然问题来了：什么是人们事实上害怕的？审判？拷打？失去财产？流放？死刑？当然不是。幸运的是，大多数由当权者对待人们施加压力的残酷行径如今已经成为历史——至少在我们的环境中。今天，压制采取了更微妙和精致的形式。并且即使政治审判在今天也没有发生——每个人知道当权者如何操纵他们——它们仅仅扮演着一种极度的威胁，而主要的压力则转向生存压力的领域。当然，问题的核心并没有改变。

　　众所周知的是，一种威胁的相对价值比绝对价值更有效。它并不是某人客观上失去的，而是对他来说，在他的生活水平上，用其自己的天平所衡量的主观价值。因此，如果今天一个人害怕在他的领域里失去工作的机会，就像在其他历史时期内，他害怕其财产被没收一样，其反应同样强烈。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生存压力的技巧是更为普遍的。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国家的任何人在本质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忧。一个人可能失去的东西的范围是广泛的，包括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享有的各种各样的特权，所有提供给有权有势者的特殊机会，享受诸如宁静的工作、提升和执掌权力，在自己的领域里工作的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对其他公民来说都享有的仅仅是基本生活的有限水平，而不是处于某个特殊的阶层之中——对这些人来说，适用于其他人的规则并不适用于他们，即成为捷克斯伐克政治隔离的牺牲品。是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最恭顺的劳动者的同事可能因为在一个会上或酒吧里说出他头脑中所想的而遭到残酷的惩罚。

　　当然，这种生存压力制度 (它笼罩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处于其中，要么作为每天威胁的一个特殊情节，要么作为一种普遍发生的意外事件) ，如果不是得到这种权力结构腹地的支持，即全面地、并且是粗暴地为其效劳的力量——无处不在的，至高无上的国家警察——便不能有效地工作。准确地说，这非常像它的前身，更残酷的压力形式。

　　这是那种可怕的蜘蛛，它的看不见的网直接覆盖整个社会；是那种所有恐惧的道路最后消失的尽头；是没有人可能向这个国家的权力挑战的最后的和无可辩驳的证据。虽然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采取相应的行为——这些行为是为了在那些看不见的眼睛和耳朵之内的表现自己。他非常知道为什么他必须这样做。因为那种“蜘蛛”可以没有任何必然性而干涉某人的生活，将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被审讯、指控、投入监狱和判刑，因为一个人的上级也被陷害在同一张网里；在每一个级别上的人，其其命运都是被决定的，这里有和国家警察合作者也有被迫合作的人。因此，十分突出的事实是，国家警察可以在任何时候干涉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他反抗的任何机会，可以充分地剥夺一个人的生活中本来的和可靠的方面，将其转变为一种没完没了的伪饰。

　　如果在人们维护他们已有东西的防御性尝试背后是恐惧，那么变得日益明显的是，为赢得他们目前还没有占有的东西的侵略性努力的主要推动力是自私和野心勃勃。在近代很少有像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如此公开和厚脸皮地给这些人提供领域：一旦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时便支持任何事情的人；在追逐权力和个人目的中准备做任何事情的没有原则的和没有脊梁骨的人；乐于任何羞辱，随时打算为了一个巴结当权者的机会而牺牲他们的邻居和他们自己的忠诚的钻营的走狗。

　　从这个观点看来，这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社会中有公众影响的位置从未有过地被那些臭名昭著的野心家、机会主义者、骗子、有可疑记录的人，——总之，由典型的合伙勾结者所把持，这些人有一种特殊的才能经常说服自己，他们肮脏的工作是挽救某些事情的一种方式，或者至少，是防止更坏的人接替他们位置的一种方式。这也不足为怪，在这些环境中，腐败存在于所有形式的公务员之中，他们公开地愿意为任何事情接受贿赂，并且允许自己寡廉鲜耻地为考虑他们私人利益和受贪欲支配而摇摆不定，这些东西比近十年来所能想起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蔓延开来。

　　那些忠诚地相信官方广播所说的一切和无私地支持政府权威的人比以前更少。但是伪善者却逐步上升：归结到一点，事实上，每个公民都被迫成为一个伪善者。当然，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形有客观存在的逻辑原因。在近代很少有这样一种制度如此不在乎外表看起来忠诚的公民们的实际态度，不在乎他们言词的诚意。这是足以观察到的，在所有那些自我批评和赎罪行为中，没有人真的在乎人们所说的东西是否意味着什么，或许他们仅仅考虑自己的好处。事实上，人们可以肯定地说，第二种考虑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产生的，没有任何不道德的东西在内。实际上，个人好处的展望常常被用作获得这样的供述的主要根据。通常没有人试图相信忏悔者的罪过和其行为的谬误，很简单他必须悔悟。同时，他着眼要得到的利益被渲染了，而痛苦的体验，在赎罪的行为之后将保留下来，被缩减成一种幻觉。竟然有些古怪的忏悔者有着全部的忠诚并显示它，通过例如坚持原则、拒绝相应的回报，一般来说这个制度对其持怀疑态度。

　　在某一点上，我们都公开地被贿赂。如果你在工作中接受这样或那样官方的位置——当然，不是作为为同胞服务的一种方式，而是为领导服务——你将得到这样那样的好处。如果你入团，你将被授予某种权力和接近这样那样的招待会。作为一个创造的艺术家，如果你参加官方机构，你将得到这样那样的创作机会的回报。想想你在私下的情况，而一旦你和别人取得一致，克制住不要去制造麻烦，压抑你对真实的兴趣，使你的良心保持沉默，大门就会为你敞开。如果外部适应原则成了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要旨，你可以想见，什么样的人性素质被激发出来，什么样的人将出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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