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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家听到这样的议论,洋洋自得。当赞扬他的文章见诸杂志的时候,他高兴得像个孩子,虽说这种赞扬是他本人用金钱买来的。他揣上这份印刷品四处炫耀,仿佛是无心地给熟人和朋友们看的,那种开心劲儿简直就到了天真可笑的地步。他声名鹊起,求画者盈门,应接不暇。他已经对于给人画像和一些常客感到厌腻了,因为他们的姿势和要求都是他所熟知的。他兴味索然地画着人物画,只是草草地勾勒出一个头脸来,便留给学徒去完成。从前他总要尽力探寻一种新的姿势,以笔力和效果令人倾倒。而今他对此已了无心绪。头脑已懒于慢慢琢磨和周密思考。他已经办不到了,而且也没有工夫;闲散的生活和他在其中极力扮演高贵绅士的社交圈子——这一切使他远离了劳作和不再用心思。他的画笔渐渐失去了热情,变得迟钝了,他麻木不仁,落入了千篇一律、固步自封、早已过时的窠臼。

  文武官员那一张张单调的、冷漠的、永远是体体面面的、可说是绷得紧紧的脸相没有留下多少泼墨的余地:他的画笔已经与华丽的衣物、有力的动作和奔放的热情无缘了。更谈不到景物的配置、艺术的情节和精美的构思了。在他面前的只是制服、紧身胸衣、燕尾服,而画家看着它们只是木然相对,失去了任何想像力。他的作品中连一些极为常见的优点也不见了,可是它们仍然十分走俏,虽然真正的行家和艺术家看到他最近的画作都只是耸耸肩膀。有些熟悉恰尔特科夫的人不明白,他那光芒初露的才华怎么就黯然失色了,他们徒然地猜测,一个人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怎么就才思枯竭了呢。

  然而,这位飘飘然的画家对这些议论是充耳不闻的。他已步入人生的不惑之年;身体开始发福,明显地朝横向发展。在报章杂志上,他已被冠上诸如“我们的尊敬的安德列·彼得罗维奇”、“我们的德高望重的安德列·彼得罗维奇”之类的形容语。到处请他担任荣誉的职位,邀请他去主持考试,参加各种委员会。一如人们到了受人敬重的年纪所做的那样,他开始坚定不移地维护拉斐尔和古代画师的声誉,——这并不是由于他确信他们画技精湛,而是因为可以借用他们的名义而挑剔画坛的新手。他按照不惑之年的人的惯常做法,一无例外地责备年轻人道德沦丧和精神颓废。他相信人世上凡事都十分简单,没有什么神赐的灵感,一切都应纳入严格的、划一的秩序之中。

  总之,他的人生之旅已达成熟之期:一切感情的冲动都受到压抑,有力的琴弦只能唤起心灵的微弱的共鸣,而不再有尖声的唱和,接触美质的东西不再能把纯真的力量激发为光焰,然而,残留的感情却渐渐与金币的叮噹之声相通,十分专注地倾听它们的诱人的音响,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迷醉于其中了。荣誉不会给人带来喜悦,如果它是被窃取来的,而不是应份得到的话;只有当之无愧的人才会感到经常的激奋。所以,他的全部感情和思绪都专注于金币了。金币成了他的追求、理想、惊恐、欣喜之物和人生的目标。一叠叠的钞票塞满了大小箱柜,他与一切命中注定拥有这种可怕之物的人无异,变成了一个无聊透顶,只认得金币,不可理喻的吝啬鬼和守财奴,一个在我们这个冷酷无情的人世上随处可见的怪物,而有血肉与灵魂的人见了他都会不寒而栗,会觉得他就像是行尸走肉,一副没有肝脏的骷髅。然而,有一件事却极大地震憾和惊醒了他的整个生命之躯。

  有一天,他看见桌上有一封短笺,美术院邀请他以荣誉院士的身份前去鉴定一位在意大利深造的画家送来的新作。这位画家是他以前的一个同事,早年便酷爱艺术,满怀热情地醉心于艺术,疏远了亲友,放弃了可心的习惯,只身奔赴艺苑之花在如诗如画的苍穹之下竞相开放的地方——神奇的罗马,那是画家们一听到它的名字便会怦然心动的城市。在那里,他像隐士一样埋头作画而不为任何杂事所分心。不管人们怎么说他性格怪僻,不善交际,无视上流社会的礼仪以及衣着寒酸有辱画家的身份等等,他都无所谓。同行们是否生他的气,他也不在乎。他鄙视一切,把身心整个儿献给了艺术。

  他不知疲倦地参观一个个画廊,一连几个钟头在大师们的作品前流连忘返,捕捉和揣摩其神妙之笔。每画一幅画,他总要一而再地取法于这些大师的笔意和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无言而有力的启示。他不界入那些吵吵嚷嚷的闲谈和争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纯洁主义者①。他一视同仁,给予公正的评价,从中汲取其优长,只把超凡脱俗的拉斐尔一人奉为楷模。犹如一个伟大的诗人在饱览无数的雄文巨制之后,只认定荷马②的《伊里亚特》为案头必备之书,因为他发现书中内容应有尽有,包罗万象,一切都在其中得到深刻而完美的反映。因此,他从这一画派中获得了庄严的创作宗旨、极大的思想美质、精妙神奇的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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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818年发端于法国的一个西欧画派。纯洁主义者想要把“机器时代”的简约和条理引入绘画中,主张简单地描绘一般物体的轮廓。
  ②传说中的古希腊伟大的盲诗人,其主要作品有《伊里亚特》、《奥德赛》等不朽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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