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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智力生活(3)


  当我们将自己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唯一的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著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较比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大学毕业还是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理查德·伯那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1981年各地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这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是:他们被哪些学校接受了?是一流的大学和学院呢?还是那些入学要求很低的学校广今天,处境最糟糕的社会阶层中的一支,就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拼命“迸大学”的那百分之三十。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进了大学,却发现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不仅在知识上、艺术上或社会上,而且在经济收入上也是如此。在《美国的社会立场》一书中,科尔曼和莱因沃特发现,进一所好大学,或者照我的说法是真正的大学,可以便一个人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二,而进一所像费斯克选出的五星级货真价实的大学,收入可以在那上面再增加百分之三十二。但是他们发现,如果你毕业于一所“不可选择”的大学,也就是费斯克礼貌地没有提到的那剩下的1782所学校中的一所,那么你获得的就是“无收入优势”。全无收入优势可言。

  某些时候,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都看穿了学院的骗木(原谅我这么说),可惜常常太晚了。我认识一个女人,她毕业于一所学术要求不高的大学,而且成绩中等偏上。当她开始在纽约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工作时,受到的只是同事们“不当回事”的粗暴对待。她鼓起勇气(我称之为蛮勇),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大学校长,就她所遭受的不公正狠狠地抱怨了一通。不过,人们就是明白了“大学与社会地位”这一伟大的骗局,也通常不说出来。这是一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疼痛,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错,却不知道错在哪里,而当事人通常会因此受到很深的伤害。正如一个人告诉科尔曼和莱因沃特的,进入某个不入流的学校证明了如下事实:“本来进大学是为了受到尊敬,”而在那里待了四年以后他发现自己全然没有受到更多的尊敬,因为他上的是一所没名没气的大学。尽管进大学的门是敞开的,但是,正像保罗·布卢姆伯格观察到的,真相是“现存的教育体制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因此变成一个再造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工具。”一个原因是,上层阶级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他们上的一定是好大学。比如他们上斯沃兹摩尔学院(swarth-more,美国著名四年制学院。-译者注),而贫民阶层的孩子上匹兹堡的卡尔罗学院。其结果是,对中上层阶级司空见惯的事,却会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膛目结舌。“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列昂纳德·魏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夹背了,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

  一个如此明目张胆的社会等级骗局是如何完成的?它是蓄意的还是偶然的?这件事基本上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发生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所说的欺骗正是在欢呼“开放教育机会”的幌子下大行其道的。如果某件商品供应充足,通过简单地付钱就可以买到的话,这个计划就会成功。可遗憾的是,知识、学习和求知欲比想象的要稀罕得多,你不能只是宣称说“你正在和我交流”,就能轻而易举使一个人真正同你交流。“教育机会”的开放依靠的是一个语言膨胀过程,一个“升级”的办法,也就是把数不清的普通学校、师范学院、地方神学院。贸易学校。商业学校、文秘学校的名称和地位提高到“大学”,授予它们一个身份,而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甚至懂都不懂如何办。这个过程和高中毕业生最终被一股脑塞进大学没什么两样。此两种办法可以统称为“自然提升法”。

  6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简单讲就是一个在这个国家司空见惯的变本加厉过程,膨胀,浮夸,狂妄自大。这一点清楚地在一个公民70年代喜出望外的表达中体现出来:“英国有两所大学,法国有四所,普鲁士有十所,而俄亥俄一个州就有三十七所。”这里每一所学院都想成为一个大学,就像每一个雇员都想成为“管理者”,而每一个管理者又都想当上副总裁一样,简直就像大经地义的事。

  结果呢?全国的州立学院和师范学校一下子都命名为大学了,而且它们怀着甩掉贫困的世上最良好的动机放手干起来。南伊利诺斯州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它地处伊利诺斯州的卡本代尔,是一个既没有学术影响、又没有文化传统的穷乡僻壤,以前只不过是一所师范学院,但是现在竟招收了二万六千名学生,而且还有自己的“大学出版社”。而真实情况是,绝大多数获得南伊利诺斯州立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文凭的学生,还在从事“教育”领域里的工作,这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曾经是师范学校的标志。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几百个其他地方,像贝尔州立大学、肯特州立大学,怀特州立大学(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城)和北依阿华大学。观看过最近一场全国篮球锦标赛的许多电视观众一定像我一样,对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比赛的“詹姆斯·迈狄逊大学”的身份疑惑重重。这所学校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哈里逊伯格,不久前还是迈狄逊学院,一所平庸的师范学校,现在它听上去似乎被提高到了一个可以和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索伯恩大学(巴黎大学各分校中最好的一所学校。一译者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了,可它的专业还是集中在小学教育方面,而它的新生在学术能力考试中的语言能力分数,位于大学入学平均分数线之下,男生455分,女生463分。查一查全国篮球大赛上没有参赛的大学,也许可以顺便(并非完全不可信)得出一个学术质量高的学校指南。起码,也许可以通过追踪那些总是出现在大赛中的球队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代顿大学、德保罗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怀俄明大学(还记得费斯克对怀俄明大学的调查发现吗?)、塞顿·荷尔大学,还有布莱德利大学。体育节目评论员称这些大学为“学校”(他们会说“某某是个篮球极棒的学校”),这种对此类机构的称呼一般比各州政府来的准确得多(正是各州政府赋予了它们大学的地位)。至于在私立学校里,我们有新泽西州的费尔莱·迪金森大学。四十年代以前它是一所两年制学院,实行GI法案以后,退伍军人的钱极大地刺激了它的发展。再者,西雅图一所商业学校从学院到取得大学地位,中间只用了短短九年。这所创建于1972年的“城市学院”,1982年时宣布已经成长为大学。可悲的是,世上有许多无辜的人会真的相信这家学校是一所大学。

  有时,这些学校的诞生和被人认可,是通过下面这样的推理实现的: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都是根据其所在地进行命名的,像牛津和剑桥,如果存在着像巴黎大学和伦敦大学这样的机构,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学校也标在地图上?发明出诸如萨斯维尔大学、达拉斯大学、休斯顿大学,或者路易斯维尔大学之类的学府,并且神气地授予它们同样的地位呢?一个地方没有学习精神有什么关系?人们不知道求知欲和钻研有什么关系?如果知识分子的严肃精神和高深思想只能引起别人的紧张不安,要它们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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