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俗恶俗建筑

恶俗建筑

　　到处都是糟糕的建筑，不胜枚举。送你走上空空如也墙壁的楼梯；令人尴尬的无型无名的空间，既不是房间又不是走廊，其中人类的意图无人知晓；仅七英尺高的天花板压来，你只得一步一拖地穿行其下；既不能让人站着也不能让人坐下的“阳台”；没有门廊或小屋顶的街道入口，一旦下雨，你就只好浑身淋个透湿。

　　不过那些事情还不是这里要谈的话题。我们感兴趣的是恶俗的建筑，它们如此荒唐可笑，极尽奢华与造作之能事，以至像我们这些仅属二流的人类用起来都有些无所适从，恶俗的建筑物就是那些吓人而自吹自擂的东西——看上去一副酷似鞋盒的面孔。要么就像糖果盒，比如坐落在华盛顿特区专供表演艺术使用的肯尼迪中心，其浮华与伪装的宏伟，让人觉得像进了一处无幕间休息地上演歌剧《阿伊达》的场所，庞大的英雄队列，成群的真大象和骆驼，每个人都在说话——不仅如此，还在唱歌——最有可能的是意大利歌曲；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像。而实际上，这种浮华而令人反感的建筑结构只适合容纳过时的路边杂耍，愚蠢的百老汇轻喜剧，衰败的音乐，以及低级的流行娱乐。其夸张做作的。长达600英尺的大厅走廊简直像希特勒总理府内那条爱炫耀的“走廊”。难怪阿达·路易斯。哈克斯特堡发现，一看到这整幢建筑，要想不让人想起希特勒或者他的马屁建筑师，二战罪犯阿尔伯特·斯皮尔的品味，是很困难的。

　　由此看来，当诺曼·梅勒使用“极权主义”一词来羞辱当代建筑中的主要潮流时，他可能并非是在信口雌黄。的确，坐落在长岛石溪镇的纽约州立大学的中央校园——还有不少其他类似的校园——看上去真像是德国人赢得了四十年代那场战争，此刻正驻扎在这儿，到处散布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气味。同样，用来形容纽约世贸中心的那两幢毫无魅力、仅仅是高大而笨拙的建筑物的最精确的词就是：粗鲁和霸道。它们也是希特勒精神的回响。乏味而无智慧可言，仅仅是木讷与蛮力的表现。它们竟然被普遍吹捧为二十世纪晚期世界最主要的建筑成就之一。

　　不过，建筑上的“巨大性”风格在东岸的表现还不能与西南部某些城市相媲美，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在那儿，在粗陋超大尺寸的妓院以及其他沿商业街区的酒店里，你会目睹到经典的恶俗。一张新面孔，即所谓的亚瑟王神剑赌场酒店（Excalibur　Cacino　Hotel），现拥有4032个房间，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酒店，胜过拥有3150个房间的莫斯科俄罗斯酒店（Rossiya　Hotel），后者一度是最大的，也是最糟的酒店之一。在亚瑟王神剑酒店，电话接线生们都是以“祝你过一个皇家圣日”为结束语的。（见“恶俗酒店”）当客人进入亚瑟王神剑酒店的中央地带时，立刻会看到一座巨大而媚俗的“亚瑟王城堡”全景饰物，城堡上饰有尖塔、角楼、护城河与吊桥，以及其他类似迪斯尼风格的东西。走进里面，客人们都被称呼为“领主”或“女领主”。

　　这种极度庸俗的体验，与凝视纽约林肯中心的大都会歌剧院时的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过分耀眼的猩红与镀金，流苏与重彩，必会给那些因见到“标有设计师姓名的毛巾”这个短语而激动不已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室内俗艳而伪装的恢宏，在幕后由最新的夸张技术侍候，旋转餐桌、电梯、以及电脑操作的舞台照明。一贯极尽铺张的作风，却少有品味，因而也就成了恶俗的一种显著的见证。整座林肯中心，用建筑师罗伯特·坎贝尔的话来说，完全是“一种愚蠢的炫耀”。

　　早在1720年，乔纳森·斯威夫特就曾告诫一位年轻的牧师，在布道的时候不要装腔作势，不要使用隐喻性语汇和类似学究气的华丽词藻，要回避想以此给听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欲望和诱惑。斯威夫特声称，作为一名公众演说者，应尽力注意“言简意赅，不如此，任何人类的表现都不可能达到绝妙的完美”。建筑这一最显见、最不容忽视的人类力量的表现，是人们能够公开地从中汲取对自身理解的最主要的物品。可惜，在获得这种坦率而不炫耀的斯威夫特式的简洁方面，当代美国的建筑却麻烦重重。让我们想一想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建筑物的正面。它原来只是一种简单的水平展开的样式，虽说单调了点，但还不至于龌龊。但某些聪明的改进者不满意，竟想到在它上面安放一只巨大而平庸的镀金老鹰，这下每个人都会对它一目了然了。这很像位于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曾经以夺人的内蕴和简洁而堪称一件杰作，可后来有一帮咬文嚼字的人非要在附近竖起一些“像活人一样的”人物雕塑，他们可算是精确地展示了“美国笨蛋”的原动力。（见“恶俗公共雕塑”）

　　对于如今广泛用于建筑的钢铁、铝合金和玻璃盒子来说，直挺挺的线条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强烈地预示了想像力的终结。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和工匠们都了解，曲线和圆形表面对于人类将自己的敏感、多变、价值、趣味表现出来的愿望是必不可少的。平等是新一代建筑业引以为荣的观念之一，这或许不是件坏事，不过这种平等是无知的平等，是对某些人具备过人的阅历和学识去享受含蓄凝炼之美这种假设的一种疯狂的否定，而这种美正是传统建筑中的细节所要求的，如扶手，卷叶花饰，尖顶饰，陶立克柱式雕带上的槽间平面，以及三联浅槽饰等。当代建筑好像对它的使用者和观众施予了什么特别恩惠似的，一架只能直线上升的电梯宣告了楼梯或台阶的废弃与过时。然而，阶梯至少还能让人联想起西班牙大台阶，圣塔大阶梯，贝尔尼尼①建在梵蒂冈的雷格拉大阶梯，以及加尼尔建在巴黎歌剧院的优美的楼梯间。如今，替代阶梯的电梯却让人什么也想不起来。过去，旧式梯阶中有许多都出色地运用了想像所欲求的曲线，这是电梯不可能模仿的。那种在室内用来协调直角的卷曲的装饰线也已经消失了，一如硬桃花心木门的命运，镶板上的装饰线，巧妙的铰链、把手或球形拉手，都已经被轻薄、廉价的平板门所取代。这种门让人无思可发，目瞪口呆，立着时支撑在墙边，放下来平板一块。这种平板门成了一张不引起任何想像的办公桌，对于它所占据的头脑简单的建筑物来说，倒是一件十分般配的家俱。

　　①　Bemini，1598—1680，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雕塑和绘画大师。

　　在美国，恶俗的建筑之所以如此红火，只因为相对于品味和丰富性来说，对金钱与利润的考虑占了明显的优势。不过，恶俗在此地如此盛行还因为建筑批评的缺乏。英国至少还有查尔斯王子这样的人抨击建筑中的丑陋、乏味和打砸抢的破坏性作风。我们没有这样知名的建筑评论家，而且除了哈克斯塔伯尔和汤姆·沃尔夫之外，我们很少会有什么评论家不堕落为黑金与学究品味的俘虏。我们需要大多的抨击恶俗的人。简言之，我们需要一位建筑批评领域里的约翰·西蒙②。（见“恶俗工程”）

　　②　John　Simon，1816—1914，英国医师，现代城市公共卫生制度的创始人，为改善城市公共卫生奋斗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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