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传(124)

一二四

　　弗赖格·鲍特纵然是个无耻之徒，但更为聪明、同样无耻的文·莫德却极为奸诈狡猾。他们因找不到机会实现自己的计划而暴跳如雷。海船继续预定的航行，直抵伸斯麦群岛的普拉斯兰港。在穿过诺福克岛时，已经沉没的威勒米娜号的两位遇难乘客被收留下来了，他们就是卡尔·基普和皮埃特·基普两兄弟。

　　马塞尔·莫雷认为，皮埃特这个名字是从罗里克兄弟救起的那艘海船皮埃特号借来的。这很可能。同样，他选择了吉布松作詹姆斯·库克号船长的名字，也是因为记起在纽拉希蒂号上被杀害的那位商务总管的名字的缘故。

　　在凯拉瓦拉岛作短暂停留时，吉布松船长被弗赖格·鲍特和文·莫德在岛上杀害；他们夺取了他身上带着的证件和皮阿斯特。

　　在水手长的指挥下，这艘双扼纵帆帆船重新启碇，要返回船籍港霍巴特市。

　　曾担任过商船船长的卡尔·基普发觉航向不对，因而颇感惊讶；其实，弗赖格·鲍特正在搜寻萨洛蒙群岛邻近的滨海地区，这些海岛素来名声很坏，必将为他干掉船上的乘客和招募一批环小子提供更多方便。

　　一场风暴将詹姆斯·库克号置于危险境地。水手长极其鲁笨，以致卡尔·基普不得不挺身而出。在这种情况下，船主让他进行指挥，这就使他能通过自己的灵活操作，在航船行将遇难之际挽救了它。危险刚过，弗赖格·鲍特和文·莫德便挑起一场暴乱，但这场暴乱很快便被镇压下去了。

　　到了霍巴特市，对反叛者提出起诉。文·莫德相当狡狯，在反叛时，他一直没暴露自己，因而能施展阴谋，置基普兄弟于死地；他溜进基普兄弟的卧室，将偷来的证件和部分皮阿斯特放入他们的手提箱里，同时还谨慎地将杀人凶器——一把马来人使用的波刃短剑塞入里面。

　　此后，在法庭上，弗赖格·鲍特由被告变成原告。他称，他之所以反叛，是因为卡尔·基普和他弟弟谋杀了吉布松船长；人们果然在他俩的手提箱中发现属于被害者的证件、数量可观的皮阿斯特和作案凶器；他们有口难辩，被确定有罪。

　　基普兄弟被判死刑；只有船东霍金斯一个人相信他们无罪；根据他的请求，死刑被改判为服终身苦役。

　　在苦役场里，卡尔得以救了被一只守门犬袭击的场主的儿子；他受了重伤，但两兄弟的命运毕竟有了改善。最使他们感动的是，经一段时间的分离，两兄弟又重逢相聚了。霍金斯继续奔走，谋求重审这个案件。除了道德上的证据证实这两兄弟无罪之外，他还对原告水手长表示怀疑，他估计水手和文·莫德故意制造了物证。

　　基普兄弟再次受挫。他们被迫卷入了由解救两名政治犯的人所策划的越狱行动。这次越狱获得成功。

　　他们相信，这次不由自主的越狱行动肯定会被认为他们确实犯有罪行，因此主动投案、返回苦役场当囚犯。他们的这种态度使公众和当局的看法发生根本性转变。此后，当局对复审进行了预审；作者本人过去曾当过律师，他非常明白，只有发现新的犯罪事实时才能进行复审；一个偶然的机会提供了这种事实。霍金斯叫人放大受害者尸体脸部的照片；吉布松船长的儿子辨出停留在他父亲的瞳孔里的凶手——弗赖格·鲍特和文·莫德的图像。

　　视紫质保留死者所见到的最后一个图像，的确有这么回事。正如莫雷指出的那样，儒勒·凡尔纳可能是在拉·格朗热和瓦拉德合编的《眼科大全》中找到这个资料的；在阅读维利埃·德利尔一亚当写的那个中篇《克莱尔·勒努瓦》时，他不得不在这部《眼科大全》中寻找这个资料，也同样是可能的。这个中篇发表于1867年，作者在1887年——我手头上继承来的那个版本所注明的就是这个日期——出版的《特里比拉特·博诺梅》这个集子里重新收入这个中篇。

　　克莱尔·勒努瓦的视网膜上保留的那个影像是一种幻觉影像；《基普兄弟》的作者摈弃了幻觉现象，仅利用视紫质所具有的物理特性和根据这种特性的真实性去搜集资料。上述那部《大全》使他了解到，吉罗一特龙关于视紫质能固定图像的研究表明，人死后，将眼球取出来泡在明矾溶液中，这些图像甚至会重新显示出来。莫雷指出说，儒勒·凡尔纳犯了一个维利埃·德利尔一亚当避免了的错误；尸体只是在死后第二天才拍成照片，而那部《大全》不会不指出视网膜保留的痕迹是很快就会消失的。据此，或许还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听说，必须将眼珠泡人明矾溶液才能获得所摄取的图像，但书中没谈到这样一项操作。

　　儒勒·凡尔纳之所以为罗里克事件所感动，无疑是因为这可能涉及一个司法错误，而当这个错误伤害紧密团结、并从这种兄弟情谊中汲取力量以保持使公众为了感动的那种诚实态度的两兄弟时，他的这种激情就更为旺盛了。他必然会无意识地将这种连系着罗里克兄弟的感情移往在自己的生活中，并把它与联系着他和他弟弟的那种感情作比较。

　　保尔之死固然使他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但也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他和他弟弟之间的那种亲密团结。他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经常地萦绕着这种困死亡而中断了的团结的记忆，这是很自然的；在写到基普兄弟时，他那支得心应手的笔简直不由自主地在字里行间表达出这种亲密的情感。这个题材所反映的是一起案件，可是，当他弟弟还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打算处理这个题材。

　　1901年9月，他着手修改该书的手稿。1902年，这部作品发表了。在表达基普兄弟的友爱时，一种新的观念又悄悄钻入到他的脑子；虽然从原则上说，某项司法决定必须被认为符合事实，但这项决定不是不可反驳的。法官可能会弄错。

　　1901年，德雷福斯案接近尾声；亨利的自杀表明，他的作伪使参谋部表现出一种至少是不够谨慎的态度，从而导致新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使这起事件具有政治性质。那些真心实意地拒绝讨论初审法官新作出的决定的人，必然对雷恩军事法庭所作出的决定感到迷惘；雷恩军事法庭犹豫不决，不敢否定曾宣判无期徒刑的第一军法庭；他们坚持罪行成立，只将德雷福斯改判10年监禁——这无疑是一种不合乎逻辑的宽容，认为这样便能“在水中拖动上钩的鱼，使其力疲而便于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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