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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更为确实的是,在1848年7月21日的信中,他向父亲陈述说:

  主考人总喜欢挖空心思地寻找一些最难以回答、最
  出人意外的问题当面质问你,然后又对你说:这些问题,
  我已经在课堂上讲过了。有些人跟我一样,对这类问题
  根本无言以对。我心里明白,每当临近考试的时候,人们
  便后悔没竭尽全力去攻读法学。去年也是遇到这种事
  ……对此,明年必须作出深刻考虑,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是
  必要的。

  我们认为,后来的“考虑”大概导致皮埃尔作出决定,让这位三年级的大学生于1848年秋定居巴黎。

  如阿洛特·德·拉·菲伊太太所指出的那样,1848年11月IO 日,儒勒·凡尔纳和爱德华·博纳米乘坐公共马车到了图尔,然后从图尔乘火车到达巴黎,这时,1848年11月4日庆祝宪法颁布的活动刚刚结束。

  这两位朋友在古剧院街24号找到一个房间,于是便在这里安顿下来。其中一位悲伤欲绝,常常强作谐趣以掩饰内心的痛苦。菲伊太太对两位年青人微薄的经济来源深表同情。他们每天只有四十个苏作膳费。她写道,那时,人们可能这样认为,削弱无人约束的年轻人的活动能力是谨慎的。她给一心只想让他们的孩子懂得金钱的价值的185O年前后的资产阶级强加的这种意图,未免有点夸大其词。这两位俭朴的大学生每月花60法郎上寄宿学校,而每天的早餐又得花掉5个苏。可是,每月只有100法郎,他们当然很难维持,因此,他们有时要求从父亲的腰包里掏取额外的小量开支,我们对此不要感到诧异。博纳米要求多给5法郎好去看戏;儒勒·凡尔纳被对戏剧的兴趣折磨着,只好利用剧院雇用捧场者的方便。

  他的姑父夏托布尔为他打开了若米尼、马里亚尼和巴雷尔太太的沙龙。这对一位一心只想借司法职业以献身文学的年轻的法律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进入一个文学沙龙,这意味着使他能与吸引着他的文学界人士交往。可是,一个严重的困难摆在他们面前:两位朋友只有一套礼服!啥要紧!他们轮流着穿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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