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呵，醒来吧(29)_大江健三郎

二十九

　　“我认为对于即将毕业走向社会的孩子们，你们教师能做的、对他们有真正帮助的就是告诉他们。‘你们生存的当今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这可能吗？教师能对我们的孩子说这些话吗？现在，老师教我们的孩子们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将来在社会的角落里，让他们像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傻子一样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在未来社会里，把这一想法变成现实，即教我们的孩子动手能力，及处理自己的一切事情，这不正是教给他们‘啊、啊’自杀的方法吗？

　　要是真替我们的孩子考虑的话，为了避免在未来社会中被淘汰的现实，就必须教给他们武装自己进行自卫！这不但会污染当代世界，而且像我们的孩子们那样的残疾儿的数量会迅速增长，一旦我们的孩子多到令人瞩目的程度，就会被当作低下的先行者，成为人民憎恶的目标。将来，弱小民族、受歧视阶级成为必须生存在威胁下被憎恶的对象！然后，又有新的民族和阶级站立起来，可是，我们的教师教过我们的孩子们进行自我防卫的方法吗？”

　　在这篇小说中，即夸张语气的开头部分，写了一段残疾儿在东京车站迷路的故事。我在描写一个惊慌失措到处寻找孩子的父亲的心里活动时，引用到布莱克的诗。在车站内的人群里寻找迷途的孩子，父亲似乎觉得自己才是被遗弃的人。他嘟囔着“爸爸，你丢下我，到底要去哪儿呢？”“这么一说，我就像一个无信仰的人，在面对一个陌生人（啊，啊，是面对父亲吗？）祈求帮助，发出了只有在那种场合下才有的祈求。Father！father！where are you going？o do not walk so fast．ASpeak，father，Speak to your litter boy．／Or else i shall be lost．我在东京车站内到处乱窜，急切寻找弃我的人，啊，啊，我终于追上了逃走的fater？”

　　要追溯到出版的两、三年前，我写这个长篇的时候义幺10岁，那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与我小说里写的故事相似。事实上，义幺不单纯是迷了路，而是被人带走后，又甩掉了。我之所以没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写进小说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有被迫害妄想症，认为或许还会有跟上次一样蓄意诱拐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害怕报纸报道此事，就没向警察报告。当然，如果那天我们最后没有找到义幺，妻子肯定会给警察打电话的，我也绝不会阻止她。当时，妻子担心我的被迫害妄想症发作，最后如果是对方先挑衅，我会向别人施加被认为是防卫过当的暴力。

　　关于我的被害妄想症，本来我不想把责任归咎于别人；仅仅是作为故事的开始，我必须说出那件事发生之前，他们的执拗带给我的影响，即四、五年前开始的永无休止的电话和来信。起初，我以为每天给我打五、六次电话我一拿起电话他就默不作声的人和来信写明姓名和地址的人不是一个人，因为打电话的次数不确定，所以我还以为那是全社会对我表示的敌意。后来，不用多说，我知道绝大多数沉默的电话是写信人打的。

　　现在，这些已经成为永远的恶梦，我想省略故事的详细情节，写信和打电话的人是一所名牌大学商学系的学生。他说自己想当一名评论家，为走上文坛，请我给他一些帮助，他在桌前坐几天，也写不出来一行字，却对我说：“你教我开始写文章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信中始终流露出一种傲慢的自信，只有这才是对他的拯救，过了不久，他不仅给我写信，也开始给妻子写，说：“只看重残疾儿却拒绝健全人的要求，这是不应该的。”似乎表现出憎恨。一天内，屡次打电话和写信，差点儿把我们给折磨死，他还攻击我们说，“为什么只有自己才必须受苦呢？”甚至暗示出自杀的想法，我给他写信说：“不管是打算学习，还是要工作，首先，精神状态要恢复健康，为此只有找医生谈一谈。”事实上，我正是以此为根据，认为他就是打沉默电话的人，电话从早到晚不断地响——可能是这位学生的父母不在家吧——我用命令的口气低声说：“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后挂断了电话，于是新的方式开始了。妻子接电话告诉他我不在，他就说：“最近在电车上发生了一起案件，邻居的头被凶器打了。”我和妻子每次一听到电话铃响就紧张，它使我们回想起十年前政治意图明确的攻击电话。这似乎要把我推向被迫害妄想症的更深处。

　　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已经过了午夜，家人都睡了，暖气阀门也关了，我就把穿着的防风茄克连头包上，扣上袖口，还在继续工作。屋外总是传来说话声，起初我以为是两个人在谈话，可并非如此，好像曾叫过我的名字。我从大门的窗口往外窥视，有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门边，对着破旧的对讲机在说话。我便问：“有何贵干？”对方好像是喝醉了，用年轻人骄纵的口气说：“说‘贵干’可担当不起呀。”我说：“如果没有什么急事儿，夜已经深了，还是等明天再说吧。”说完就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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