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呵，醒来吧(27)_大江健三郎

二十七

　　那之后又过了十天左右，播放《告少年国民书》，经母亲允许，把收音机搬进餐厅，于是我感到以“天皇陛下”为最高地位的国家秩序，即命令父亲操作黄瑞香成型机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K先生是一位教育家，他和我是同一年代的人，他在战后教育史记载过这段广播的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把自己的感受写了下来。

　　“我们懂得天皇陛下的可贵，听从他的命令，按着他的指示去做。像这次这种停战方式，别国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到昨天为止大家还在一心一意地同敌人战斗，可是只要天皇陛下的一个命令——‘结束战争吧’，大家就毫无怨言听从圣旨，结束战争呢？这是日本国民性优秀之所在。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国民能这样一心一意听从天皇陛下的召唤，那么这个国家就能无往而不胜。而且，如果我们如此拥戴天皇陛下，那么同外国交往时，不必折磨他国，也不必与之相争，各国应该是互相协力，达到共同繁荣。”

　　通过这些体验，爆发力这个东西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对此，有一个基本的定义。现在，通过阅读布莱克，我又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在人的身体中有一个类似储存爆发力的装置。如果它负载过多的话，作为这种装置的肉体就越来越歪曲，终于被从内部爆发出来的力量所摧毁。要想控制歪曲的扩大，有时必须找到将爆发力释放出体外的办法。年轻时，我曾把一种现象叫作“跳跃”，现在我还是这么叫，所以“跳跃”，就是在负荷低的时候将能量释放出来。

　　以前，我、或许父亲也做过，身穿厚司的父亲从腰间抽出柴刀，呵斥县知事们，但是父亲没有这样做。如果事情轮到我的头上，我也会发出愤怒的呼喊，从内部打破身体这一装置吗？我的年龄已经比当年死去的父亲还小一岁，在此之前，有过轻度的发作，义幺因疲劳和发烧躺在沙发上，我从他黑里透红的脸上，仿佛看到了父亲的面影。想到这里，我也照起了镜子。在兄弟当中，我觉得只有自己最不像父亲，可是在镜子中，我找到父亲生前最后那张照片的特征，那是父亲在县知事来视察后不久照的。

　　然而，既不是爆发力从内部爆发出来，也不是粗暴地强加于外部而得到解脱，而是可以采用第三种办法，或许这是梦境。在战败的那个夏天，在见不到一个孩子的河里，我不正是被这种幻想缠绕着吗？如果用语言来表达当时的感受，前面翻译的布莱克的诗最贴切。“推磨的奴隶们，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开怀大笑吧。／被禁锢在黑暗和叹息中，三十年啊，疲惫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未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眼睛吧，”然后是“——锁开了，城堡的门被打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从统治者的鞭子下解放了——／他们每走一步，回头看一眼，怀疑着，这是在做梦吗？一边唱着‘阳光下乌云消失了，一个晴朗的早晨’，一边……”

　　义幺每天去福利工厂，他的工作是把由新宿中村屋提供的装“月饼”用的纸箱组装起来。指导老师和成年残疾人们一喊义幺，他就慢条斯理地、准确认真地回答。休息的时候，跟他一样带有残疾的女学生在游戏室弹钢琴唱歌，他就热心聆听并鼓掌。还把错误的指法跟和弦改正过来，以便于理解，不久他就得到了大家的信赖。班主任老师看到这些后，向妻子提出疑问，“我从几个方面注意观察了义幺，虽说他热情、努力，可是，下课后扫除的时候，义幺急忙拿起扫帚和墩布，——这还不错，可他却站着不动。结果是什么也没干，是懒呢？还是他实际上根本就不会干这些呢？”

　　妻子很惊讶，让义幺屋里屋外地打扫，进行实地训练。我也在旁边看着，儿子身高体壮，堪称巨人了，他歪着脑袋，“为什么落叶落在庭院踏脚石上？”一旦角落堆积了落叶，他就非要用扫帚把落叶撒满一院子。我们在自己家里对儿子进行能力训练，有一些很明显的缺点，所以受到外界指责。

　　有一天，妻子因感冒和牙痛直哼哼，我就代替她到工厂前的车站去接义幺。可是到得太早了，傍晚路上寒风凛冽，我无法站在路上等，只好走来走去。还有一个原因使我不便在车站标志牌下等，那就是有一位比我小十五、六岁，身体肥胖、脸色苍白的妇女已经先站在那儿了，她把下巴缩在厚厚的大衣领子里，大衣鼓得像个枣核，一看就知道她也是来福利工厂接孩子的母亲，她显得冷漠而忧郁，我很难跟她打招呼。

　　前不久，义幺的福利学校死了两个残疾儿。有一个孩子是在运动会之后，跟父亲去看太子堂的祭祀活动，即神轿游行。吃完了烤肉，挨着父亲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还在静静地睡觉，父亲在快要上学之前，叫他的时候，他早已凉了。我读完福利学校的校长先生写的文章后，深受感动，最后一个晚上，孩子跟父亲高高兴兴地团聚，我甚至想说他像风一样飘走了。另一个孩子留着莫希干族的头型，曾给我留下愉快的印象，所以我还记得他，他精神抖擞地一个人去洗澡，因癫痫发作，淹死在水里。

　　其中一个孩子的死讯从福利学校传来的时候，妻子去为义卖市场作准备。当谈到以何种形式去吊唁时，一位跟妻子一起工作的年轻母亲说：“谁想去谁去吧，因为这是好事呀。”这位母亲也积极参加义卖市场的准备活动，她不但尽心尽力培养自己的残疾儿，还关心残疾朋友们。她可能把一瞬间闪现出来的绝望念头说出来，她和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妻子没有批评这位年轻的母亲，这是他们共有的痛楚，可她好像总在想着这句话。于是我说，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把这种话忘掉的好。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轻轻靠在汽车站标志牌下穿着又重又厚大衣的人就是那位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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