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64)_大江健三郎

六十四

　　(七)

　　我想再谈谈在文学继续衰退的状况下，我该写哪种小说，该如何准备自己的后事。伯克利上一次也给了我讲演的机会。在那篇讲演中我谈到了不仅在日本，在美、英、法也都十分知名的政治思想史专家学者丸山真男。我还批评了现在日本兴起的新国家主义的趋势，以及反对否定民主主义——现在它已被特别地称为战后民主主义受到批判，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民主主义才在日本变成现实——的潮流的观点。

　　眼下，关于日本的新国家主义的潮流和否定战后民主主义的趋势，只需看政府的言论和媒体的论调就很清楚了。可是，文学的状况是怎样的呢？人们也许会说，所谓的日本文学衰退也只不过是你个人主观的看法罢了。

　　客观地讲，在日本被称为“纯文学”的东西——在美国则被叫做严肃小说——的读者显然正在急剧减少。目前，刊登“纯文学”的日本最常见的媒体即文艺杂志在经营上恐怕没有一种能赚到钱。此外，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作品印成单行本后，除个别作家的作品以外，其销售形势一般也不乐观。

　　可是，如果多少改动一下“纯文学”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以更宽泛的视角看待日语文学作品的话，肯定每年都会出现赢得空前读者群的作品。问题本身就是，这种现象也代表着文学衰退……

　　因此，我想谈谈我自己这个决不可能期待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家，现在应写什么样的小说。由此你们会理解一个日本作家在感到文学持续衰退的同时，作为个人为打破这种困境正在做怎样的努力。我在出发来伯克利之前，把目前为止我写的最长的小说《空翻》交给了印刷厂。我想说这是我最重要的作品。

　　我写这部小说用了四年时间。在这一期间，日本经济刚度过了高速增长期，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处于萧条的危机时期中。小说里故事的时代是小说创作时期以及此前十年左右，主题是以年轻的日本人为信徒的具有较大势力的新兴宗教团体领袖的背叛以及重整旗鼓。即使在传教最盛期，这位宗教领袖的思想——其中既有佛教的，也有基督教的思想——也被当做混杂宗教思想受到批判。它是决不可能被天主教、基督教各派教会接受的。从宗教上思考，如果没有基督教的影响，跨越百年的日本近代化就不会扎根巩固。同时，它与日本人传统的神秘思想也有关联。这种神秘思想包含佛教、神道教，以及从它们中衍生出来的东西。

　　这个教团关于时间终结、世界末日的教义有和原教旨主义者各派很明显的相通之处。可是，年轻的教团成员们希望强调他们的信仰及其活动的独立性。这很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信仰活动逐渐向社会展开，成为在政治上过激的派别的过程。小说讲的是这个教团在从信仰方面和社会影响方面都经历过一次大挫折以后的宗教活动。小说开始时间的十年前，教团曾经解散过。解散是通过电视及媒体进行的，很有戏剧性。宗教领袖和他的合作者通过电视屏幕表明他们所制订的教义，宗教活动全都是天大的玩笑。他们制造一种庞大的喜剧性结构只为享受具有滑稽意味的混乱事件……

　　宗教团体的激进派们已经分散到全国，准备采取实际行动。他们的计划是向政治领导者、官僚、金融界人士发动恐怖袭击，还要袭击核电站。在这个阶段，领导者们被迫做出上述发言来证明实际行动是毫无根据的。

　　领导者们的计策加上警察、公安部门的协作大获成功。所有的恐怖行为、爆破设施都控制在防患于未然的阶段。宗教团体解散了，背叛的宗教领袖们从社会上蒸发了。宗教领袖们的背叛被叫做“空翻”，然而社会还记得他们。

　　接着，小说又重新叙述十年以后已销声匿迹的宗教领袖们又开始活动的事情。他们想建立全新的教会，可事实上并没按他们的意愿运作成功。十年前由于宗教领袖们的“空翻”而被抛弃的众信徒组成了若干个小组保持着他们的信仰。既有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的激进派小组，也有沉溺于神秘信仰、朝向封闭方向发展的女性小组。宗教领袖们必须回应这些人的要求。曾经全面否定宗教团体、教义的宗教领袖们又该如何与原来的信徒们一起创立新教会呢？这就是我这篇小说的骨架。

　　一个宗教团体的救世主式的领袖突然全面背叛。这个想法来自我读了很长时间的肖勒姆写的《萨巴泰·兹维：神秘的弥赛亚》①。十七世纪在土耳其从犹太教改信伊斯兰教的假基督萨巴泰·兹维②为什么能把我这个日本小说家迷惑住？你们大家一定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吧。

　　我在伯克利的大学生协会书店找到了肖勒姆写的这本大部头，然后——这本书由原文译成了英文，作为BOLINGEN系列丛书之一出版已经十年了——一直在看。开始时，书中萨巴泰·兹维的合作者加沙的那桑③迷惑了我。后来，执拗地批评兹维的萨斯朴塔斯拉比成为我关注的焦点。

　　①ShabbataiSevi：TheMysticalMessiah(1957)——译注。

　　②ShabbataiZevi(1626——1676)，Sabbatean教派创始人。生于土耳其，年少时显露宗教方面的天才，于是专攻神学，特别对神秘的弥赛亚之说深信不疑，1648年宣称自己就是救世的弥赛亚，获得遍布世界的犹太人的追随信奉。但1666年在登陆君士坦丁堡时被抓，为免于死刑在苏丹面前改宗信奉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然而教派活动并未因此而终绝。至今，在土耳其还有10万教众——译注。

　　③NathanofGaza(1644——1680)，先知、神学家。在耶路撒冷遇到兹维后令苦于自我怀疑的兹维确信自己就是弥赛亚——译注。

　　可是，至今最长久迷住我的是在兹维背叛宗教后，仍继续留在欧洲各地、小亚细亚、非洲的他的信徒们。现在日本出现了救世主式领导者，如果他完全背叛他的宗教，那么以后信徒们将会怎样生存？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值“奥姆真理教事件”发生。我开始考虑上述问题时，脑海中小说的结构便逐渐清晰起来。

　　(八)

　　我没有更多时间继续谈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只是想强调一下，在小说接近尾声的地方，写到曾经一度弃教、后来又建立了教会的领袖——对他来说，曾因激进派的恐怖行为失去了他的战友：起预言家加沙的那桑作用的男人——从新约的《以弗所书》中摘出“新人”这个词，把它作为今后活动的中心。

　　太平洋战争败北后，有一批希望创新日本文化、通过文化使日本重生并为此奋斗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我只是小弟弟辈或是小孩子辈的。我希望继续保护这些遗产——无论是那些社会科学家们所构思的战后民主主义体制也好，还是那些作家们革新了文体与主题的日本战后文学也罢。为此，我一直在努力工作。

　　现在，我已经接近在古巴的昏暗的海上与大鱼斗争的老渔夫的年龄了。我已说过，我被海明威作品中召唤“孩子”的那个老人的话迷住了。长篇小说《空翻》肯定是我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小说之一，在这部长篇中谈到的对“新人”的期待也源于和老人同样的希望。这虽然是个人感情，但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一百三十年以及战后的五十年的经验表明，在日本的社会和文学方面，为了设法对抗负面遗产的复活，保卫不多的正面遗产，只有寄希望于新的一代。现在我之所以从心里这样认为，不仅仅是出自个人的感情，而是来源于更普通的危机意识。

　　我就谈到这里。

　　(庄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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