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61)_大江健三郎

六十一

　　(三)

　　现在，全世界的报纸杂志都在制定迎接新世纪的计划，也有人向我约稿，他们让我写一个短篇，谈一谈怎样从二十世纪末过渡到下一个世纪。我自认为我完成不了如此宏伟的计划——其实，我已经给编辑部写了道歉信——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下来，于是我便有了愉快并痛苦地拥抱幻想的机会。

　　我想写一个男人在核武器时代如何生存、然后切身体验死亡的故事。一般来说，用短篇原本写不了这样的故事。由此我打算采用倒叙的手法来写这个短篇，一开始先写男人濒临死亡，他虽然明白自己有必须写以及应该写的故事，但还是回忆起许多绝对不能写的故事。这个短篇的标题为《核武器时代高原之雪》。在本世纪末，提到用短篇来表现人类的典范时，我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一百年来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之一、海明威的短篇《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

　　说起这个经典，如果重新阅读就会感到，在世纪末思考小说究竟为何物的时候，这篇小说蕴含着使人进行彻底反省的力量。尽管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只有小说家毕生都写下去才能回答好它。以下问题被直率地提出来——

　　小说家是怎样的人？是写他所知道的事的人吗？也许不是？可以说至少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小说家相信或者说一直在努力地去相信小说家应该是凭借语言的能力，想像力的结构写尽他自己所不了解的事情的人。然而，海明威的笔下描写的一个人物却持反对意见，他坚信不是那么回事，小说中这个人物躺在非洲高原上的帐篷前，守护着自己正腐烂下去的腿。

　　男人坚持说即使他患不治之症，也要趁还有些力气的时候，去观察大鸟是怎样飞来接近快死的人的。

　　即使他的状态越来越糟糕，但浮现在他的头脑里的想法却是：

　　不到深深了解的地步不打算写，事到如今恐怕也写不了了吧。如果再想写，又试着写结果不会不行，也许根本就不具备写的能力，因此总是一拖再拖而延误了动笔的时机。总之，事到如今，好像有些想不明白了。

　　关于这个问题还什么都没写，那是因为开始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可是即使我不写这个题材，也有不少别的可写。话说回来，他还经常想总有一天要写的。要写的东西有很多，他在一直观察着社会的变化。不仅只观察发生的事件，不只观察了许多事件，也观察了人，还观察了更微妙的变化。他能回忆起人在各种情况下会有怎样的表现，那是他深入其中观察的结果，写这些东西是他的义务，可如今他又不打算写了。

　　男人的内心独白是，自己很清楚自己还能把更多的事情一一写出来，可直到现在为止还没写，今后也不打算写了。像是被主人公的话唤出的和声一样，我们想起了海明威的另外几部长篇和短篇中非常自信的人物说过的话，他们自己很清楚能写出一切。如同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小说的作者都相信“不了解的事情不能写”、“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能实际地了解自己能写什么”一样。

　　况且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无限地走向死亡的时候，还头一次了解了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岂止是清楚自己能够写作。由于他有理想，最后结束生涯时他实际上确实了解了很多事情。

　　往前方一看，满眼都能看见像整个世界一样的高耸的大而宽阔的乞力马扎罗山，四方形的山顶沐浴着阳光，放射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纯白的光辉。此时，他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就是那里。

　　青年作者海明威在《在我们的时代》一书中知道了应该明确地写“死亡”后，又过了十年写出了《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他的写作原则是只写自己很了解的事情、深刻了解了以后才能写。它正说明了我刚才提到的简单问题的复杂性。小说家应该写他了解的事情呢，还是靠语言能力和想像力的构思来写他自身以外的事情——他了解到的这两千年来人类的历史和未知的事物呢？

　　(四)

　　又过了十五年，海明威已是这个世纪最成熟的作家，但是对写《老人与海》的作者来说上述的简单问题仍继续存在。《老人与海》写的是古巴的老渔夫在海上度过危机一事，他毫无疑问非常了解渔夫经历过的这件事情，所以只描写了他很了解的事。

　　这个世纪从各个角度彻底地研究了小说应如何表现“时间”，作为作家的成熟度让海明威轻易地、堂堂正正地取得了他在文坛应占有的独特的位置。作家的工作就是抱着自信的态度去确实了解人所具体经历过的“时间”，并且信心十足地把握能最好地表现人物的最佳写法。

　　作家还在作品中表现了作家所熟知的老渔夫所采取的行动，甚至描写了人在未知事物前的表现——老渔夫独自赤身裸体地站立着的情景。

　　虽然我可以引用这篇小说中的几个部分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我还想读一遍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在第二个夜晚，没有失去抗争能力的大鱼用绳子拽着老人的船，又一次消失在夜色中。

　　太阳下山了，九月的大海立刻昏暗下来，天色已经很暗了。老人仰天倚靠在船头的开始腐朽的板子上，尽可能让身体保持轻松。依稀可看见几颗星星。虽然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但他一直注视着猎户星座。总之，他很清楚，其他星星也会马上陆续出现，不久就可迎来来自远方的许多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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