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59)_大江健三郎

五十九

　　在此引用代表前者的东正教教父特鲁托·里阿努斯的话如下：正因不合理我才应该信。日本战后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之一埴谷雄高稍微改变了一下这句话的形式，把它作为他初期代表作的标题——《因为不合理我才相信》。

　　他的这种想像力是宗教的想像力。当时正值教会大肆建设、发展期间，也是大危机降临的最盛期，想像力也因此增强。从而也可用文学的想像力来理解，无信仰的日本文学家们也把它作为自己思想的范例。

　　另一方面，作为异端人士的代表，佩格尔斯教授所谈的内容是关于灵知主义基督教徒的(即早期基督教徒相信神秘直觉的学说)。他们中好像也有过激的人，把期待书本上的耶稣复活的看法叫做蠢人的信仰。

　　他们主张，复活不是历史上的单一事件。取而代之的应是象征化，将现在怎样才能体验基督的实际存在当成大事。问题是似乎不应照本宣科，而应做灵魂的展望。

　　我认为这种思考方式近似于文学的想像力。而且也是表现出作为异教被排挤的人们出于危机性紧张感而发的极高的宗教想像力。我每当接触到战后日本社会陆续发生的、有宗教动机的事件，就会感到事件中无论是宗教的想像力，还是文学的想像力都很薄弱。特别是从未感觉到他们的领导层因为宗教的想像力高度集中而焕发出的紧张感。他们在文学想像力方面也往往表现得很涣散。

　　奥姆真理教宗教领袖的说教就是其典型代表。宗教领袖对信徒的号召力也仅仅是源自教祖和干部的政治权力，以及由封闭的日本年轻人集团具有的特殊的内部压力。

　　我们在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报道说教祖及干部们——其特征是后者中的多数不但是主谋犯，而且还是执行犯——被逮捕后，他们手下的每个信徒都感到很茫然，脑子里只有空虚的印象。这说明信徒个人内心自发的宗教想像力原本就很薄弱。

　　为了提高这些信徒们的紧张感，教祖在首先强化内部政治框架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外部社会对这个封闭的集体进行攻击的可能性，以此当做世界末日到来的预言。即使干部们比下属的信徒有更多的思考自由，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罪犯的帮凶，所以已无法脱离教祖勾勒的神话。

　　在这些干部中，好像还有因为被所谓“有搞科研的机会”和能满足权利欲等诱饵引诱而误入奥姆真理教的人。但是绝大多数下层信徒还是因生活在日本现代社会而深感不安、不满及孤立才求助于奥姆真理教的。

　　日本的文学想像力在制止这些年轻人向封闭的教团靠拢方面无能为力。再重提一下，在“地铁沙林事件”和教祖及干部们被逮捕以后，还未看到有人试图用文学的想像力召唤茫然而空虚的年轻人。其他宗教团体的宗教想像力好像也无法对他们起到现实的作用。

　　但是，“奥姆真理教事件”是个明确的标志，它表现了日本大都市有那么多除了当教团手下的信徒之外别无选择的深受不安、不满及孤立感之苦的年轻人。地方的小城市、面临被消灭的境地的农村地区也潜存着这样的年轻势力。

　　我不由得想起詹姆斯·邦德经常在纸条上写下的“下一次是火”这句话。我们的社会的底层暗藏着也应称为巨大岩浆的脆弱层。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世纪末——新世纪很难彻底清算少数人操纵的可能性。这是不是意识形态行将终结之后仍会继续燃烧的新的课题呢？

　　(庄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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