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24)_大江健三郎

二十四

　　【莫言】：我开笔写《酒国》是1989年的下半年。您知道，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人理想破灭，许多作家弃笔从商。我在经过了短期的痛苦和徘徊之后，认识到，只有拿起笔来写作，才可能把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而且，我也认为，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是要写作，用小说发言，这是我的责任。

　　《酒国》看上去写的是与酿酒、饮酒有关的故事，但其实我写的是一个巨大的寓言。小说中有许多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情节和许多戏谑的语言，但我真正要表达的还是那样一种悲悯人世的精神。写这部小说的一个诱因是我看到一篇报道，说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煤矿的一个学校教书，由于他具有喝酒不醉的特异功能，被提拔到宣传部门专门陪人喝酒，并因此飞黄腾达。到了晚年，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到底干了什么，结果发现自己是无所作为，就是喝了几吨白酒而已。这个故事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

　　毫无疑问，《酒国》在我作品中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一是艺术上的挑战，刚才你也说了，它看起来是侦探小说的框架，写一个侦查员到煤矿侦查一个腐败的吃人案件，中间也穿插了很多有神秘色彩的描写和魔幻的神秘情节。在结构上我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譬如我刚开始是一个作家，在写一部小说，我在写作的同时开始和一个业余作者通信，他源源不断地把他的作品寄给我，结果他小说中的故事、人物，与我写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融为一体，成为了一部小说。最后，写作者我，也就是莫言，也作为一个人物直接进入了小说。

　　二是题材的挑战性，写当前社会的“吃人”现象，揭露官员的腐败堕落，写得如此大胆、尖锐的作品确实不太多。当然，说到吃人的问题首先是从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开始的。我在《酒国》里所描写的吃人和鲁迅先生所描写的吃人一样，都是一种象征，真正描写吃人是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的。我看到某些外文版，在宣传时，特别强调所谓的“吃人”事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一种噱头，读者看完小说后，就会明白，《酒国》中的吃人，是一个象征。

　　《酒国》里充满了象征，喝酒是象征，吃人是象征，那些肉孩子、小黑驴、小侏儒等，都不应该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读解。《酒国》的象征意义还不仅仅是指腐败现象，也象征了人类共同存在的阴暗心理和病态欲望，比如说对食物的需求已远远超出了身体需要的程度等。人的欲望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强烈的破坏力量，欲望在正常的域值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旦过度，马上就会走向反面。

　　【大江】：《酒国》的结尾部分，调查事实的检察官被困在酒国盛大的酒宴里，到底没能揭露出犯罪的真相来。小说最后产生了一个疑问，我对你后来写的追问地方政治的不公正，追问内部有什么内在联系、有什么新的影响这一点深有感触。那么，《酒国》之后，写出来发表的作品题目是叫《丰乳肥臀》吧。我认为这部作品很重要。理由的第一条，《酒国》远离了高密东北乡，但这部作品又回到了此处。

　　这里是舞台。开头写的是《红高粱》里写过的非常悲惨的遭遇，日本兵和农村游击队的交锋这样的大事件对住在这个村的别的村子的怪盗、和别的阶层的人们的影响等，然后再深入挖掘。正因为是这样的小说所以才非常重要。日本方面通常对中国文学不怎么报道，但还是有消息说，这部作品出了一些问题，首印数很大，都卖出去了，但后面的第二版、第三版却没能发行。

　　新闻报道还说，盗版的《丰乳肥臀》反倒风行全国。这本书被翻译成日语了，发行量很大，也有很多读者喜欢。我认为，这也是生活在当代的莫言在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第一，正如刚才所言，它沿着《红高粱》的思路又回到了农村，描述了那里的事物和人物。第二，对当代中国残存之物的追问。也就是说，莫言从中国小村庄神话的往昔开始，一直讲述着祖父辈和父辈以来一直未变的故事。那之后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一直在叙述与中国农村现实紧密相连的故事。因此说，中国农村是莫言先生文学上的宿命。你这样的作家，我认为可以算得上是现代中国文明的一部分。我想从以上几点听你讲讲关于最长的小说《丰乳肥臀》。

　　【莫言】：一部作品的产生有其必然和偶然的双重性，写完《红高粱》之后，我又写了几部好像与高密东北乡不太沾边的东西。但我知道我肯定还要沿着《红高粱家族》这条路往前走，这是写《丰乳肥臀》的必然性。为什么说还有偶然性呢？在一九九零年的一天，我在北京地铁的出口处看见坐着一位农村来的妇女，她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坐在她腿上吃奶。这个女人看起来很憔悴很瘦弱，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化成了乳汁，要被两个孩子吸光了一样。我感到很震动。阳光照在她们母子身上，像圣母玛丽亚一样。于是，我就决定写这么一部书。

　　但也迟迟难以下笔，到了1994年我母亲去世，我住在高密县城里，下决心要把这部书写出来，要歌颂人类劳动女性怎么样繁殖怎么样哺乳。但写的过程中，跟构思的不一样，大量有关高密东北乡的历史细节争先恐后地涌到我的笔下。我认为，这部小说主要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母亲，生过很多孩子。我想通过这个母亲为了生儿育女、与男人的复杂的性关系来揭示中国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残酷迫害。她要受丈夫的虐待，受公婆的歧视，受社会的欺压。但更深层的，则是揭示一个女人为了取得在社会在家庭中的地位而作的牺牲。

　　另一个是叫上官金童的人物，这个人物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他是一个眷恋乳房的男人，刚开始离了母亲的乳汁就无法生存，吃别的食物都会呕吐。到了四十多岁还是离不开母亲的乳房，对乳房有着特别痴迷的眷恋，以至于他母亲后来都痛骂他：“我本来想生一个站着撒尿的儿子，没想到生了一个窝囊废，我不要一个整天吊在女人乳房上的男人，我要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我觉得小说的价值在于塑造了一个中国近代小说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典型人物，当然也还描写了这样一种充满象征意味的母子关系。

　　小说发表之后，得了一个大奖，有很多的赞扬声，但也有强烈的批评，有些人还往上告状。我在压力之下给出版社写信，说你们不要再版这本书了。过了几年，也就是九十年代末，我看到很多评论家重新注意这部书，一位哲学教授在他的一本书里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上官金童这个人物形象，他说就像人人的灵魂深处都隐藏着一个小小的阿Q一样，我们认真考虑一下，我们近代的中国人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小小的上官金童。我们每个人都在眷恋着一些其实并不重要的东西，就像那个上官金童眷恋着乳房一样。

　　【大江】：我，作家大江健三郎和作家莫言相互讨论的问题是从摄制组人员那里拿来的。这些问题是为了探讨二十一世纪中国小说家的责任。我成为小说家已经将近四十年，如果问我，作家生活在那个国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从来都没能做出真正的回答。我研究的领域是作家如何创造出一种方法来写作，我认为作家必须找到相互之间的相似点，这是作家不得不做的自觉的工作。我现在已经六十七岁了。莫言比我年轻二十岁，前面的路还很长。对我来说，小说家是什么呢？倘若真有什么责任的话又会是什么呢？

　　我现在终于开始认真思考。现在，我能把它做个简要的归纳。那是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说过的话。他说，所谓作家，就是想像、构筑未来的人性——假设现在是二十一世纪的开始的话，那么就是想像、构筑二十一世纪中叶、或是二十一世纪末的人性会是什么样。我出生并工作于托马斯·曼思考的未来里，我在考虑二十一世纪日本人会有何种人性？会遇到何种困难？

　　(庄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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