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23)_大江健三郎

二十三

　　【莫言】：《红高粱》是1984年冬天写的，当时我在军校的艺术院校里学习，作品就是在那里写成的。之所以写这部作品有一些偶然性。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一些老作家说：“中国共产党有二十八年的战争历史，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有很多素材，但我们已经没有精力把它们写出来了，因为我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文革’中耽搁了，而你们年轻的这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的体验，你们怎么写作呢？”

　　我当时站起来发言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我没有听过放枪但我听过放鞭炮；我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鸡；我没有亲手跟敌人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因为小说家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进化过程中很愚昧的现象，这种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经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我的发言完了以后，有的老作家说我口出狂言，怎么能写得好呢？于是我就开始写，没用一个星期就写完了。

　　在落笔之前我确实很费心地斟酌了一番，“文革”前大量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写战争的。当时的小说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注重描写从战前动员开始到一场战争的胜利为止这一过程，如果写得很逼真这个小说就会成功。我们这批新的小说家如果再这样写，就不会有什么意义。战争无非是小说家借用的一个外壳，小说家应该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这个环境中感情发生的变化。在考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我的家乡曾经存在过的那片高粱地。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天经常下雨，每年都会洪水成灾，种矮秆庄稼要被淹死，所以只好种高粱，因为高粱的秆很高不会受影响。而且当时地广人稀，在我爷爷和我奶奶那个时代，出了村子就是高粱地，一眼望不到边沿。

　　人们把高粱地作为舞台，在那里边发生过很多很多的故事。后来很多评论家说，在我的小说里红高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是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象征了民族精神。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作家毫无疑问都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因为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是封闭的，西方文学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作家出现，出现了哪些了不起的作品我们是不知道的。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学被翻译介绍进来，我们有两三年的疯狂阅读时期，来自西方文学的影响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不知不觉的就把某个作家的创作方式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来了。

　　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的《红高粱》系列作品没有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因为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我是1986年春天才看到的，我写《红高粱》则是在1985年的冬天，我在写到第三部的时候才看到《百年孤独》。当时感到很遗憾，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儿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创作自己的作品？假如我在动笔之前看到了马尔克斯的作品，《红高粱》系列很可能是另外的样子。

　　我之所以在八十年代要写这么一部小说，或者说这样一部写历史写战争的小说，之所以在中国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恰好是因为这部作品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中国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饱受压抑之后，《红高粱》恰好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没有想到老百姓会需要这样一种东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写作也是一种撞大运。

　　【大江】：《红高粱》有作家独创的空间，我觉得是命运般的东西。这个作品里还有两点我特别喜欢。首先，作品里的那位女性散发出迷人的光彩。作品从一开始就写了神话里国家的形成，世界的被创造，以及家族的诞生等等。这样把中世纪的历史、近代史、现代史相连的写法也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之一。《红高粱》一开始就创造出一个家——精悍的男青年遇上了女神般的少女。那个少女很迷人，而且最初还有神话般的趣味。然后渐渐的随着第三步第四步的深入，那个少女摇身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女人。这样复杂的女性让人几乎要觉得是电影这种手段无法表现的。作品里描绘出了这样一位生龙活虎、勇敢迷人、要好好过自己人生的少女。

　　回想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表现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直至现在中国女性的生活方式的作品中，你描绘的女性形象非常独特，并且烙刻着中国女人的印迹。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那就是作品的背景反映出在日本与中国的那场战争里，日方是如何侵略中国的。然而，日本人不去想像日军破坏了什么样的村庄，毁掉了什么人的生活，带给别人甚至是妇女儿童什么样的痛苦，以及日本人对人类是否犯有罪行等等，他们想要避免了解这些事情。

　　但在你的小说里，有神话般的男女，有人们在广袤的高粱地里作战，有村子几乎全部被毁这样忠实的记叙。还有日军的反扑、村子几乎被烧光的情节，并且以此迎接新的情节展开。对于战争的描写，莫言也有自己独特的手法。我想问的是，那个女性形象从何而来？为了描绘中国女性，作家应该关心什么，有什么创作欲望等等。还有，我想问一问你笔下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非常残暴的虐杀。

　　【莫言】：我确实不太了解女性，我写的都是想像中的女性。在三十年代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像我小说里所描写的女性可能也很少存在，小说里的我奶奶也是个幻想中的人物。至于《红高粱》这部小说的独创性，二十年过去后，我认为比较满意的地方是我使用的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非第一人称也非第二人称。叙述起来非常方便，我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惟一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实际上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一个全知的客观视角。

　　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立刻变成了“我奶奶”，她的所有的内心世界我全都了解。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要宽阔得多。就视角而言，《红高粱》也许是一个首创，但后来有人写文章说，这样的视角，前苏联的一个作家曾经使用过。关于抗日战争，这在近代的中国历史上延缓的时间比较长，一共八年，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山东的老百姓对此印象深刻。昨天我们路过的那个村庄就是《红高粱》小说故事原型的地方。当时日本军队本来是要去包围另外一个村子的，但因为一个人指错了路，使得这个村子的一百多口人突然间丧命。

　　我小说中的女性与当时实际生活中的女性是不一样的，当然勤劳和吃苦是一样的，但“我奶奶”的那种浪漫精神是独特的。小说的后半部分，还出现了一个二奶奶，这个人物倒是有原型的。我的真实的三奶奶，也就是我爷爷的三弟的太太，在一次日本人包围村子的战斗中没来得及跑出去避难，看到一个日本士兵手持生殖器从厕所里出来，对着她走过来，把她吓昏了。

　　尽管这个日本士兵并没有对她做什么，但她吓得得了很重的病，后来就神经错乱，闹神闹鬼，半个村子都能听到她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声。我母亲后来对我说起这事时，还是心有余悸。对这场战争，我感到这是巨大的悲剧和谬误，因为战争不仅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前几年去了日本，回来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大江】：《红高粱》是世界闻名了，你还有一部名叫《酒国》的小说，也被译成了很多种文字。这部小说里写到你到一个地方去，那里的当权者对火车站的女站员说，这位老师就是电影《红高粱》的原作者等等。我对你这本小说也有很深的感触。

　　《酒国》是部非常独特的小说。我从小说家的视角来看，认为它是一部非常感人的作品。这部小说对于如何写作，以及如何用新的手法达到这样的高度等进行了非常诚实的实践。莫言先生自己也在小说中时隐时现。《酒国》和《红高粱》之间路途遥远，莫言先生是如何超越了这种距离写出《酒国》的？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