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19)_大江健三郎

十九

　　【莫言】：我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苦闷，因为我觉得找不到东西可写。我看报纸听广播，到处收集素材，但是觉得什么都不好用。我曾经在部队当过保密员，那时候我甚至想从保密文件里找到一些普通老百姓不知道的东西写进小说，可是后来发现这样也不行。到了1984年，我写了一篇小说，就是你刚才提及的《秋水》，文中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些个字眼，出现了河流，出现了无边无际的洪水，我一下子感到自己少年时期的生活被激活了。《秋水》之后，还写了一篇叫《白狗秋千架》的小说，其中也写到了玉米地、河流。《秋水》写出来以后试着投了三家刊物，都被拒绝了，后来是发表在河南省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以后有几个评论家说好，说很有意思。

　　于是我的自信心受到了鼓舞——原来这些东西都可以写到小说里去，而且大家还说好。我觉得一下子打开了通往小说宝库的大门，我童年的记忆被激活了，闸门一开，河水滚滚而来。说到少年时期的记忆，我想肯定与我们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我们村是在三县交界的地方，这三个县分别是胶县、高密、平度。七八十年前，这里的人口很少，我的爷爷奶奶、曾祖父母从县城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村子里只有三户人家，当时名叫大栏村。因为处在三县交界的地方，所以三个县都不管，只有一片荒地，地势又都很低洼，老百姓就到这里放牛牧羊，所以都管这个村叫大栏。

　　六十年代的时候，这里的水流特别大。我六七岁时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就是一推开我家的后窗就能看到浑浊的河水滚滚东去。发洪水的时候，河水比我们家的屋顶还要高。但凡有劳动力的家庭都要出人在河堤上守护，抱着被子，抱着墙上拆下来的砖头，甚至抱着刚摘下来的葫芦、冬瓜，随时准备往出现缺口的地方填东西补缺。我站在我们家窗口看着滔滔的洪水觉得既恐怖又壮观。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青蛙的叫声。到夜晚的时候，村子外边的田野里，成千上万的青蛙一起鸣叫，震耳欲聋，简直就是青蛙的大合唱。洪水和青蛙的叫声是我童年时期的两大记忆。

　　【大江】：小说家把自己童年的记忆加深，再加上自己的记忆和想像力，使得自身能够在童年的自己和成人的自己之间自由移动，这是小说家应有的能力。从这一点上，我看到了莫言先生作为小说家的特点，也看到了我们的共通性。但是你在谈话里提到小学时代为修堤坝而劳动，又在铁匠铺当小工等等经历，这是不大会发生在普通人家的小孩子身上的事情。莫言先生家里也不像是特别贫穷的，所以我很好奇，那个时代像莫言先生这样的孩子为什么会到铁匠铺里去劳动呢？尽管这对小说家来说是很好的经历，因为多少可以积累一些人生经验。但是其原因是不是和“文化大革命”直接相关呢？

　　【莫言】：在那个时代里，你挣的工分多一点就能多分得一些东西，挣的工分少就得不到什么。“文革”的时候我没有能够上学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所有的人被分为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这样的阶层，地主和富农的孩子肯定是不能上学的，小学都不允许上。中农的孩子可以读到初级中学，极少可以读完高中的。只有贫农和下中农的孩子才可以读到高中甚至大学。我之所以没有能够上中学，第一点是因为我们家是中农而且是中农靠上的成分，虽然本来是团结的对象，但因为我在学校里表现得不太好，“文革”期间老是跟老师调皮捣蛋，造反，给老师写小字报，结果就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

　　当时我也很苦闷，十一二岁的小孩儿都在学校里面读书玩耍，而我只能一个人牵着一头牛，赶着两只羊，在荒原上、河道里放牧，觉得特别孤独。当然后来这些都变成了我小说里的素材，是我创作的财富，但是当时精神上是非常苦闷的。后来我的小说里出现了那么多大自然里的动物，青蛙的叫声，鸟的叫声，以及牛、马、骡子、河水等等事物，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能够上中学。假如上了中学接着再顺利地上了大学，如果现在还是当作家的话，我写的作品可能跟现在的风格不会一样。童年的生活尽管十分艰苦，很贫困，但是乐趣很多。比如我每天在桥梁工地上，仍旧是感到欢天喜地的。

　　工地上那么多大人，有男女青年，在休息的时候有人唱戏，有人摔跤，所以尽管我饿得要命，但还是打闹着快活着。“文革”期间政治上十分黑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阶级斗争搞得特别离谱，可以说是人人自危，有时候一句话说得不好，就可能招来祸患。大人们心里都很沉重。但是孩子们还是生机勃勃，拿着铁皮卷的喇叭，沿街高喊政治口号，把喉咙都喊哑了。

　　我当然希望童年能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受到更好的教育，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没有受完整的教育，吃不好，穿不暖，十五岁以前光着屁股，参加了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这些独特的经历，就成为了创作的财富。对一个作家来讲，童年少年时期非常重要，而且命运的力量比教育的力量要大得多。如果不是命运把我降生在这样一个村庄，如果不是把我放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之下，我的想像力无论多么丰富，也不可能写出《透明的红萝卜》那样的作品。

　　【大江】：我读了莫言先生的小说以后，想到的也是命运这个问题。你作为农村的孩子生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时代，现在则在一边关注中国的现状一边坚持写作。这真的只能说是作为中国人生活着的莫言先生的命运。我也愿意相信这一命运就是莫言先生的文学。看看过去，“文革”时代有很多从城市来的被称作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人来到农村，让农村一下子有了很多知识分子。后来那些人里面也出了作家，我也读过他们的作品。但是，从城市来的“文革”时代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与生长于农村、长大后开始写作的莫言的文学完全不同。你这样的作家，也许在中国只有你一个，全世界也只有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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