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5)_大江健三郎

五

　　“‘鸟，你必须忍受许多许多困难啊！’火见子鼓励鸟(bird)说，‘再见吧，鸟。’

　　“鸟(bird)点点头走出酒吧。他乘坐的出租车在被雨水淋湿的柏油路上疾速奔驶。如果在把孩子救出之前，我遭遇交通事故死了，那我迄今为止二十七年的人生都完全失去了意义。鸟(bird)想。鸟(bird)深深陷入一种从来没有体味过的恐惧之中。”

　　现实生活中的我，请医生给婴儿的头部做了手术并获得了成功，而我自己，也从婴儿诞生以后陷入的心理困境中挺身站起。这件事情本身，在上面引述的小说片断(事实上，关于小说主题的提示至此已经结束)之后，作为小说情节简短的结尾处理，却招致批评家们“过分乐观”的非难。但无论如何，我自己确实是通过小说写作，从因为婴儿诞生而陷入的困境中真正走了出来。

　　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仍然需要重新认识自己长久身陷其中的危机核心。我已经决心和有智力缺陷的孩子共同生活下去(甚或可以说，是把这样的共生当做了我和妻子人生的中心主轴)，而这样的选择，对于一个在战争时期的日本、并且是在位于边缘的四国地区的森林里长大、自己内心世界的发展史和小说的想像世界相互重叠的作家来说，实际意味着，即使在小说里，也要把这些经验全部投放进去。

　　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应对日本现代小说中的文类限制。日本的现代小说中包含着一个子文类——“私小说”，亦即以“我”为叙述者描述“我”自己的小说。我知道会有人认为我的看法不妥，提出反驳意见：这种“私小说”不是和欧洲的教育小说一样么？其他国家的短篇小说，不是也有由“我”来叙述“我”的事情的么？

　　但是，日本的“私小说”并不是对一个少年“我”坚定的人格成长过程的描写(也不是将其进行滑稽的戏仿，描写其成长过程中的一系列失败)。“私小说”采取的似一种彻底的同义反复的写法，即经常把小说写作行为本身当做正在进行时的事件，或者是对过去的现在进行时的追忆，在小说写作同时不断表白：我现在正如此这般地写小说。在“私小说”里，是不可能创造出像威廉·迈斯特①、奥吉·玛琪②那样独立于作者的人物的。

　　①威廉·迈斯特：德国作家歌德的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主人公——译注。
　　②奥吉·玛琪：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中的主人公——译注。

　　或许有人会问，以“我”为叙述者，描述“我”的生活喜剧性的一面，如果仅就这样的写法来看，乔治·奇巴的优秀短篇不也是你所说的“私小说”么？约翰·奇弗有一篇名叫《再见吧，弟弟》的小说，写的是一个从小在家里被宠爱的弟弟的故事。小说写到，在疗养地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哥哥，正深深地为弟弟迄今为止的无休止索要而苦恼的时候，弟弟来到了此地。

　　这在我国“私小说”中也是可以成立的主题和情节。但是，在这篇小说将近结尾的时候，“我”，操起海边漂流的木头猛击弟弟的脑袋。这是“私小说”所不能容许，是违反文类对想像的限制的。

　　我把和逐渐长大成人的有智力缺陷的孩子共同生存，当做自己和妻子现实人生的中心，并且，我也认识到，既然自己是一个作家，无疑应该把这共生作为文学的重要主题。可是，我完全无意遵从“私小说”里的想像禁忌，所以，我考虑如何导入新的方法。而置身在日本文学的情境里，开拓新的方法，是相当巨大的事业。

　　确实，你的小说是在“私小说”传统的基础上，以“我”为叙述者，无休无止地描述自己身边生活的故事。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抑制自己本可遵从的小说想像的普遍运行逻辑？为什么不可以自由地跳跃过去？读者(特别是海外读者)理所当然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但是，这是一个关乎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信赖关系的课题。当作家选择“我”作为叙述者，以读者通过以往的“私小说”已经有所了解的作家自身的私生活为话题开始叙述时，日本读者会毫不怀疑地认为这可以归入“私小说”一类。如果我像奇弗的短篇那样刻画一个用木头砸弟弟脑袋的“我”，那么，肯定会被认为是逸出了想像的常规，读者甚至会对我产生道德上的反感。

　　我在描述一个和残疾儿共生的家庭发生的各种事情的时候，首先向读者声明这不是“私小说”，并需要考虑和他们建立新的理解契约。而与此同时，我也想表明，小说所表现的主题，和我在生活中与一个残疾儿共生的现实，是有着深切关联的。

　　总之，我想不断地对读者说，这是深深扎根在我的现实生活中的课题，如果不去写它，那么，对于我来说，小说就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在自近代化以来长期拥有“私小说”传统的日本文学情境之中，这是我所担负的危机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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