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定义(34)_大江健三郎

三四

　　围绕着这诗句，我已经写了小说，也用来作过讲演。小说确实是以我的残疾儿子为内容的。前面提到的讲演中，我介绍了《布莱克，帝国的反对者》作者D·V·阿德曼，以《阿灵利加》中的几节写成的1776年“独立宣言”的诗，以及它的表现、读解。我们知道，阿德曼1793年写的这长诗，在昂扬法国革命精神，在欧洲整个地区被当作美国独立原理的追求生命、自由、幸福的权利，以及推翻压迫的权利，看作给他们带来了力争解放的思想而被热情讴歌。前面引用的一段就是和自由有关的部分。（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有人看了我引用这首诗的小说，他没有看它的结尾，只凭看到的描写过程的文章，就批评我是把残疾孩子和他的父母一起，全当作锁在终生残疾这条锁链上的灵魂了。然而我考虑着布莱克的根本思想，同时也想到另外一面是这现实世界的人全都被拴在锁链上了。有残疾的人遇到偶发的一些事情时，就更加陷于窘境，在这些方面使他们得到解放这一点，和一般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如果细说起来，以我的儿子为例，他在某个时间点上是怎样退到倒退的方向而痛苦不堪，随后又怎样趋向于前进的方向，或者再迈出一步解放自己，即使我们家人也难于掌握他这个过程。至于他本人，就更是困难的了。残疾孩子不可能认识到他自己的心理上如果朝着治愈方向去想，有意识地这么作，该怎样加快地治好自己。然而一般普通人却是无论谁都能自觉做到的。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以为下述内容很重要：残疾儿在日常生活上，以及偶尔遇到自己无力处理的困难时刻，他们是怎样感悟、思考、行动的？对于这些，不仅他的家人，即使周围的人也应该尽可能多方面地注意观察和理解。有的时候——重度残疾儿更是常见的情况，他们在许多场合是和他的家人一起痛苦地奋斗，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残疾儿不知应该如何感悟，不会思考，也不能行动，所以还必须力求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经过努力，把残疾儿全身发生的信息同狱中作家越过人为的传达障碍发出的信息相比，前者未必是轻率的想法。我们需要的是努力把这种缺陷部分，或者在传达过程中难保完整的信息，如何复原、修复，然后很好地理解它，以及怎样才能创造出达到这一目标的能力。

　　透过历史的时间的障壁读原著，也是如此。试举眼前的例子，对前面引用的布莱克的原著的理解，对于本世纪的研究者们来说，的确是需要努力的。布莱克长而且大的预言诗，除了唯一的例外，在出版书肆是找不到的，这位既是画家又是诗人，只有以其天才的艺术完成的彩饰版画才能被人们看到。布莱克生前，已经有人对他预言诗大加贬斥，说他的诗带有狂气，含义脉络不清，随意夸张。开始给予明确评价之后——那是凯恩斯主编真正的原著印刷刊行的本世纪以后的事，这样一来，甚至有的研究者简直把1757年生1827年去世的布莱克，当作20世纪的诗人来研究——首先是由叶芝代表、立足于西欧密教传统的理解，此后是结合同时代的情况进行的解释。可以说，它的顶峰便是阿德曼的研究。

　　今天的布莱克研究者们的工作，有上面提到的阿德曼，以及注意对其倾向的研究的同时，把秘教传统中的布莱克当作从今天走向明天的水瓮座时代预言者的卡斯林·莱恩，他们确实多方面地理解布莱克的原著，而且把它作为一个人的事业综合集中。由于多方面地理解和综合集中，今天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布莱克形象，曾经被锁在历史时间障壁的灵魂得到解放，既显示了他新的光辉，也使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受到鼓舞。

　　说到我和“狱中作家日”的关系，我过去和狱中的文学家还真的有过关系，我对这文学的工作直到现在依然关心，这人就是韩国诗人金芝河。他的书，屡遭禁止发行，他也屡次被关进监狱，在这过程中，当诗人被宣告死刑的时候，他最后采取绝食斗争以示抗议。许多的声援集会我都参加了。还有，去年我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讲学的时候，和当地大赦活动的支持者们召开了“谈金芝河的文学及其人”的集会。该地来自韩国的移民依然增加，集会又是在韩国留学生较多的巴克莱分校举行，所以我也作好了思想准备：对于金芝河抵抗的政治体制未必持批判态度的人们，对于日本人传达金芝河思想的这次集会如果出面妨碍开会，那就听其自然了。然而不仅韩国人听众，即使白人知韩派的听众也有热情反应，我再次感到金芝河深厚的影响力。

　　我有时候也想过，日本人对金芝河显示的文学方面或者超文学的信息，如何理解的问题。日本人对于韩国和韩国人不怎么了解。日本人对于朝鲜这个国家和朝鲜人曾有过的犯罪行为业已忘却，现在的课题是对于朝鲜半岛这两个国家没有加深了解，不同水平的指责已经屡屡出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人广泛的关心可以说只集中在一个诗人金芝河上了。他的作品中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批判，把《源氏物语》的题名游戏文字化，改为《粪氏物语》就是极好典型。它对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来说决不是舒服的。所以，日本人对金芝河热情容纳，我以为确有深层意义。他从狱中发表的《良心宣言》，给与日本年轻一代的冲击是惊人的。

　　但是失掉自由的金芝河所表现的既有复杂的侧面又极其明确——政治层面如此，文学层面也是如此，我认为金芝河属于亚洲式奇形怪状现实主义的形象体系，在文学上把自己从根本上引到自我革新的方向上，我是这么想，也这么写了——而形成对照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出现了奇妙的现象。随着时间的进展，把金芝河关起来的总统遭到暗杀，然而他的苦难日子仍在继续，最后获得释放，但是诗人的自由却受到了限制。日本的新闻记者是用不着多说了，像那些精力旺盛的作家也前往韩国逗留不返，很想和他见面。我作为参加过拯救金芝河运动的人，曾经拟定旅行计划，申请护照前往韩国旁听对金芝河的宣判但遭到拒发签证，因为有此经验，又使我考虑到像我这样的人再同金芝河联系是否合适，所以我只好不再作亲赴韩国的打算，注意新闻记者和作家的报道。

　　但是关于金芝河自由受到限制的为数不多的报道，我觉得几乎没有新的情报。我所看到的只是，金芝河在繁华街大喝其酒，或者我和金芝河喝了个通宵，如此等等而已。我想，如果对金芝河的工作依旧关心的人，即使酒席上和金芝河谈过话，他也不可能不问问他根据狱中写的创作笔记完成的叙事诗《张日谭》的进展状况，然而关于叙事诗的事连提也没有提过。

　　和他见过面的日本作家说，金芝河现在不考虑政治批判那样的小事，而是构思更大的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现在只能看作方向上大致未错的信息而已。不过人们当时对于这个信息主要理解为新闻记者们散布的“转向”说的一个补充。总而言之，金芝河获得释放，虽有一定的限制然而还算得上自由了，允许多方面地观察他，但是却不允许把这些观察可能综合成真实的信息传达给外界，结果仍旧是把他罩在一个奇怪的障壁里。以上这些就是我几年来的感想。

　　然而金芝河自己打开这信息封闭环境的是他那大说①《南》第一卷的出版。虽然遭到韩国禁止发行的处分，但是已经决定停刊的文艺杂志《海》仿佛开了最后一朵花，刻不容缓地把它翻译出来，组成特辑出版，计划之周到，速度之快，我以为是特别出色的。对于金芝河八年来的沉默曾作过种种猜想的日本人来说，《南》第一卷的出版，可以这样说，这是以综合手段送来准确无误的巨大信息。因为它是对于作者具有唤起多方面观察理解力量的作品，而且如果将其内容综合概括，那么，经过多年考验和锻炼坚定不屈的诗人之像，仿佛近在我们身旁一般站立起来了。它使我们不能不想到，文学原著决不会被其后的信息所搅乱，它是具有强大的直接的影响力。

　　①即并非“小说”之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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