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定义(19)_大江健三郎

一九

　　从礼堂去了教室，她们边说着话边到各个教室，同年级生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少女。“大木问大家：‘还记得她么？就是总带个空罐的绢子。’野田问：那空罐是怎么回事。大木说：‘那空罐里装着她父亲和母亲的骨灰，每天都带来。’啊，我不由得叫了一声。原来那姑娘就叫绢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啦。我还记得，她把双亲的骨灰放在手提式书包里来上学。她把骨灰放在没有盖子的空罐里。怕骨灰撒出来，罐口盖上报纸，用红绳系好。她一落座就从手提式书包里拿出课本，然后双手捧出罐子，把它放在课桌的右边。一下课她就把罐子捧进书包，然后回家。起初，我们谁也不知道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她也不想告诉别人。遭轰炸之后，我们说话不直率的事多起来了，因此，尽管挂念这回事，但谁也没问。她捧那罐子时手指的动作十分优美，就更不想问个究竟了。”有一天上课时受到教师责问，这时她才说，父母被烧死，从废墟拾到的双亲遗骨，还没有办埋葬手续，所以只好提来提去。娟子早已成大人了，然而依然独身，现在当小学教师。她身上还有挨炸时嵌进去的玻璃片，最近开始感觉疼痛。在朋友的记忆中，这位提着双亲骨灰罐的绢子，她本人内心还有另一个那一天的近乎荒唐的记忆。

　　“并没有看清遗体，爆炸的闪光冲击了头部，整个人都熔化于光中而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在这眨眼之间看见了T老师，当时他对绢子张着大嘴在喊。喊的什么当然无法听清。也许仅仅是喊叫，但是绢子却一直在想，无论如何也要弄明白T教师最后喊的究竟是什么。”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据说，绢子明天入院。绢子脊背上长达30年的玻璃片，这回总要拿出几个来吧。无影灯光中拿出来的包着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放着什么光彩呢。”

　　包着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这在作品中已有伏线的叙述，从而成为读者共有的知识。“‘人的身体可真出好东西啊！’大木这样说。因为据说四、五年前就从大木的背部取出一块玻璃。医生割开皮肉取了出来，原来是白棉花一般的脂肪包得结结实实的一个疙瘩。四、五毫米的小玻璃片成了脂肪的核，圆圆的，包得像颗珍珠一般。

　　人的脂肪把进入人体的玻璃片包起来，经过人的肉体劳动，如果说这就是更生的暗喻，可能有些唐突。但是，人的肉体组织从这类近乎残酷之处更新生长，向着生命所指的方向，发展下去，如此想法，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归根结底这就是走向更生的思想。长崎挨原子弹轰炸之后，立刻把双亲的遗骨收进罐里，自己身上一直带着玻璃碎片的那姑娘的面容，同30年后才动手术，想继续工作下去的女教师相联。而且清清楚楚地提示了这30年过程之中，非哀的资产的厚而且重的存在感，我以为这才是文学的力量。

　　而且不仅如此。自己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才饱尝了那里的悲惨，凭这两句话就足以给对方强烈的冲击，因为这是人的呼声。林京子的短篇，不言而喻，是长崎原子弹惨祸的明确证言，同时也是今天核状况之下，我们是否能活着走向未来而发出的表明这一希望的声明。它是至关重要的声明。由单个传达于全人类，渴望更生的这一声明之中，我们能听到全人类正在走向毁灭，以及不愿开倒车的甚嚣尘上的不协和音。

　　今年5月，和几位有代表性的法国文化人谈过一次话。其中有哲学家杰克·德利达·埃特格尔·莫兰，作家有参加过国际笔会的阿兰·罗布·格里叶。和美国作家们谈的一样，我如果是发表对方所写的文章的人，和他们直接的对话是：我不把他们的文章引用于我的文章之中。因为我想到，他们各有独自的文体，如果引用得不够恰当，就不能很好地表现他们的思想，甚至妨碍了那些文章的真正原意。但是，因为和他们直接谈话，在这个光源的映照之下发现新的侧面，再回到他们的著作上来予以重新审视，这倒是常有的事。从这个角度重新介绍他们的工作也往往有之。这首先是我必须重新阅读他们的原作的良好契机，也是难得的机会。和德利达他们起居与共地谈了3天的话，是在举行日法文化最高级会议时进行的。和国际笔会一样，因为已出版正式记录，所以详细情况就请参照它了。这里我之所以想把和前面所谈的有关课题概略地谈一谈，是因为对于现在的密特朗社会党政权给予支持或持好感的法国文化人们，对核状况的认识和对保有核武器的态度的某种一贯性。

　　我正如前面所述，在会议上自己的发言中，联系日本效法西欧力求现代化的历史，把广岛、长崎的经验作为主题之一。与此相对应，法国与会者们各自作了以目前核武器情况为主的发言，因为从现在欧洲的核状况的紧迫性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仍然表示感谢。特别是站在个人立场以核状况为中心的发言，会议主席团为了进行非公开性总结的讨论，从东京去箱根的路上，在大型汽车——座位能够转动，而且车里通道也宽敞，谈话非常方便的汽车——里也展开了亲切而深入的讨论。

　　德利达其人和他的著作特别是被介绍到我国的情况，给人造成的印象完全相反，会议上答复听众的质疑时，他以周到的教育家的姿态，俯就对方的语言和论理的水平，然后又提到比自他两方都高的论点——比如就语言来说，把“脱离构筑”一词提高到能够活用的地步——加以阐述，我对于此人的印象是极好的。他以沉郁的表情和我谈了他读了我给《Atomicaftermath》写的序文之后，参加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对核的批判”座谈会的大致情况。我认为，一方是以最近美国电视片《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引发的、群众大规模的核讨论，十分热烈；一方是敏锐的学院派头头脑脑们，以他们的方法来思考核问题上，同样搞了活性化。我的印象是，如果把开头第一章所引用的中野重治的话再一次写在这里，那就是对于德利达自身来说，包括法国保有核武器在内的核课题也是“此项待续”，也就是还有不少。

　　至于埃特格尔·莫兰，我从他的《加里福尼亚日记》上读到他和制造出小儿麻痹疫苗，把世界儿童从恐惧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索克博士的对话，特别是索克想起中国人的危机一词是把危险与机会两项包括在一起的语言，从这里开始，主要是莫兰为主的长篇谈话。

　　莫兰说明的是，构成法国政府拥有核武器的背景是一般法国人对苏联的看法。假如法国国土遭到苏俄坦克的蹂躏——他说，日本是周围环海的国家，与法国人民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我叙说了电影脚本美苏之间开始了核战争，这时候在成为国境的海域上的日本参加了战争——时，法国进行报复，用它拥有的核弹可以毁灭苏俄两三个城市。但如果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用核武器是不可能毁灭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城市，所以，全体民众对核武器的信赖是幻想，但是，尽管如此，人是靠幻想活着的。莫兰说这些话时怀着深沉的忧郁和面带苦笑。

　　国际笔会上，阿兰·罗布·格利叶说，现代是核状况下时代的同时，也是超级市场和可口可乐的时代，对于他的这种发言，报刊屡有报道。他在一次座谈会上问日本的法国文学家，为什么只谈原子弹给广岛、长崎造成的悲惨而不说东京大空袭造成的悲惨，得到的答复是很有同感。如果罗布·格利叶向我提出与此相同的问题，我想用下面的话回答他。现在我和他在电视上的谈话，可以略见端倪。

　　说日本人只谈广岛、长崎被炸，忘了东京大空袭，这不符合事实。有不少人发动把东京大空袭具体地记录下来的运动。而且他们都是把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灾害和东京大空袭联系起来并给予足够注意的人，对于核时代的今天和明天一直明确地表示意志的人。他们认为，核状况是指从异常庞大的常规武器发展出生物化学武器、人造卫星、集工艺技术文明之大成而达到顶点的核武器为主，反对它，而发出号召，要把从广岛、长崎到东京大空袭，以及各地方城市的空袭惨祸的历史，特别是联系个人的悲惨经历，把如此等等作为一个整体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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