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定义(18)_大江健三郎

一八

　　把由于遭逢不幸而被强加的痛心的悲哀变成作为资产的悲哀。把这作为资产的悲哀在自己的内心里使之活性化，我以为这是属于人的行为，也是惟独人才有的行为。以此为媒介，活性化了的作为资产的悲哀，时光流逝之后可能成为一种喜悦。

　　即使还达不到称之为喜悦的程度，我们往往唤起某一可悲的回忆，不是也可以玩味称之为灵魂净化的安慰么？我想，这和文学的作用是有联系的，文学至少要弄明白为什么要写。叙说失去孩子的悲痛的过程中，发现被净化的喜悦的母亲，超越实感，觉得是在写回忆亡友的文章，于是自己首先得到慰藉和解脱，从而达到结晶作用的水平，于是再进一步把个体悲哀的经验，表达出丰富而极具鼓舞的感动，达到普遍适于完成文学作品的水平，展示出自然相联的意义。按照从个体的不幸而经过悲哀的感情净化的救助这个方面理解，这是可能的。

　　如果思考一下并非个体而是二十世纪人类这样巨大的规模的已成资产的悲哀，那就会更加明瞭文学的作用了。卡特·鲍奈伽特当过俘虏，他经历过德累斯顿的地毯式轰炸，他以他寻求到的方法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这是不合理的然而却是世人制造肯定给世人以痛苦的事直接带来的悲哀。在记忆里把它不断地加以改造的过程中，这悲哀就提高而成为世人的资产，终于表现为文学，使人甚至感到因它而获得救助。鲍奈伽特描写了德累斯顿遭受地毯式轰炸，例如《屠宰场五号》所记录的，为一桩鸡毛蒜皮的小偷小摸而处死一名士兵，这样不合理的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于那个士兵个人来说，死非其罪当然是无法补偿的。但是对于德累斯顿地毯式轰炸这个20世纪人类悲剧的愚蠢行为，由于鲍奈伽特的介绍而使我们无不予以注视，而且，对该悲剧中幸存下来的人无比信赖，也是通过鲍奈伽特才确认的，我相信，这才是文学的今天的作用。

　　描写奥斯威辛空前的惨剧以及为它带来的后遗症长久困扰、痛苦到最后终于一死的女性，斯泰龙创作的文学可以说也具有和上述相同的作用。确如斯泰龙所写，即使通过她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总而言之，理性上不能超越它，然而读完《索菲的选择》之后，我们的感受是，确实依然深深信赖属于人的行为，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我和斯泰龙谈了相当长时间的话——如果把我这个想法向作家说出来，就可能像山村的孩子怕见生人似地妨碍她说话，所以只是一直默默地听着——全是20世纪人类受非情悖理的苦，以及经过这种痛苦之后的更生这一主题，了解到自己和眼前的这位美国作家都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认为文学即使现在不也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桥梁么？《索菲的选择》是在叙述者即作家被巨大的悲痛摧垮而睡在海边，作了个被活埋的令他痛苦的梦，醒来时看到沙滩上嬉戏的孩子们往他身上堆沙子，此刻夜已过去，故事就在这里结束的。叙述者说：“我自己祝福我的更生，与此同时，孩子们好像用沙子保护我，把我埋上，我紧紧裹在外套之下，像木乃伊那样直挺挺地躺着，随他们摆布。就在这时，我把以下的话写在心上：‘在凉沙之下，我梦见自己死去／但是我醒来看到黎明／看到灿烂的晨星，在光辉之中，’／不是审判的日子——是个无异于往常的早晨。早晨，一个美丽的、真正的早晨。”总之，斯泰龙描写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生的小说就这样结束了。

　　20世纪残酷的历史给人类带来的悲痛，通过文学的表现过程，同时也是对于具有人类规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给以鼓舞的过程。它使我重新思考的是，为出席国际笔会而来东京的作家中，有一位曾提问：关于广岛的文学为什么是必要的？——我在那里，在那里我饱尝了这种悲惨，仅仅凭这两句话本来就能给他以强力的冲击！——但是对如此提问我却得到启发。前面我已经写过，我受日本笔会的出版委员会委托，选出了土生土长于广岛、长崎的受难者写出的经历，以及外地人追记自己的经历等等短篇，编辑成集，题名为《面对一无所知的未来》，并且协助出版了英语版的《AtomicafCtermath》。这英语版对外国人参加者一律发给一册，所以我有责任直接回答这个提问。

　　方才提问的问题，他如果读一下业已发给他的英译本原子弹小说集，他本来自己就能解答的。那时我在奥斯威辛。这句证词任何时候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斯泰龙的小说里，正如她写下来的这句话一样，使怀有巨大悲痛的人，有朝着更生的方向前进的鼓舞力量。奥斯威辛以后，作家费了30年的努力，

　　从那时我在奥斯威辛，从她曾经在奥斯威辛这个地点，直到看见跳过悲剧求得更生的方向之处，我以为可以说她是怎样不停地修筑这条路的啊。在这个不停的过程之中，作为资产的悲哀发挥了作用。

　　说起日本人之中根据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而写的作品，首推前面提过的林京子写的《空罐》。它描写的是30年前，女中学生们遭遇大灾大难而幸免于死的同班生们聚会于长崎，在行将停办的母校畅谈往事，并叙述此举之动机的短篇。年轻的姑娘们所经历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完全不合情理的——借用井伏鳟二在《杜若》里说的话，那就是荒唐诱顶——极其残酷的事。

　　如果把它用数字和主要用记述文章表现，就是以下这样的：“毕业以来，我是第一次看到礼堂。站在门口时我呆立不动，当时我想到的是，在这礼堂里既没有举行过音乐会，也没有举行过毕业典礼，而是战争结束的当年10月举行的追悼死于原子弹的学生和老师们的追悼会。我献上无言的祈祷，是给那一天死难的朋友们的亡灵。大木她们也是这么想的吧。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原和大木被动员到浦上兵工厂作工，工厂被炸而负重伤，她俩被抬来放在礼堂的地板上。原和大木后来伤愈活了下来，但是几十位女生在老师和同学们眼前死在地板上了。学生一千三四百人之中，光死者就将近300人，这是从8月9日到10月开追悼会的数字。被动员到浦上军需工厂而当时就被炸死的人，在自己家里死去的人，各种各样都有。用日本纸和毛笔写的学生们的姓名，在礼堂的粉皮墙上从头到尾分四、五段贴才能容得下。”

　　那么，如此巨大不合情理的事，是怎样通过人的感情而被记忆的？如果联系前面的那些话，那残酷的事如何提高到人们作为资产的悲哀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每个班由任课教师念学生们的名字。任课教师被炸死的班，由同学期的教师代替念该班学生的名字。念到每个人的名字时，活着的学生们之间总要发出一阵惊讶声。过了一阵，惊讶之声没了，我们丧魂失魄一样垂头丧气地坐在长靠椅上。三面墙壁前面坐着死难的学生们的父母。追悼会开始之前，那些父母们就眼泪汪汪。流泪变成鸣咽，学生们向坐在中央的父母们走来。原自言自语地说：太让人伤感了，她这句话在每个人心里唤起往日的记忆，如实地表达了大家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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