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容童子(30)_大江健三郎

三十

　　在最初的电话里，古义人和真木彦彼此间谈得并不融洽，其后更是出了那档子事故，最终两人却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此外，在真木町的医院里忍受伤痛的那些日子，古义人在夜间一直麻烦真木彦帮助递拿便壶。医院里不能饮酒，又担心医生开出的催眠剂处方其后可能导致染上药瘾，对于每日夜间难以入眠的古义人来说，与真木彦进行的夜谈真是极为难得。

　　“我呀，把塙吾良的电影全都看完了。不过，我并不相信过去的同班同学所说的什么‘作为电影导演，他的才华已经走到尽头了’之类像是心知肚明似的那些话。”真木彦说，“如此连续推出成功作品的人物，两年或者三年间，如果说他的事业走到了尽头，不如说他是在积极期待着下一部作品的问世。大凡才华出众的人，即便他的脸上显示出为走到尽头而苦恼的表情，在其内心里，也一定蕴藏着摆脱困境的力量和方法。

　　“我根本无意对你说奉承话……”

　　每当与真木彦共熬那漫漫长夜时，吾良之死便会成为彼此间的共同话题。对于这个话题，即或古义人也开始渐渐倾注热情参与讨论。对于真木彦有关该话题而提出的反问，古义人甚至会独自一直思考到翌日。

　　比如，古义人这样说道：

　　“这是我和吾良在松山读高中时的旧事了。我们把发生的那件事称之为那事，这也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往事。

　　“那事与吾良之死有着直接关联的说法，即便对我来说，这种确信也是时有时无。不过，总之，存在着与那事有关联的东西。对于多少有些老年性忧郁的吾良……就像我常说的那样，对于‘他是因为忧郁症而死’的传说，我大不以为然，不过……他不也时常让我感觉到他对于继续活下去已经厌倦了吗？！我经常在想，发生怎样的事态，才会使得我也无法思考和分析了呢？”

　　古义人这样说道，打算以此结束谈话。此时已是天近拂晓，地处真木盆地边缘的这家医院里万籁俱寂，古义人侧耳静听，觉得其中好像潜隐着“唧——唧——”耳鸣般的细微声响。

　　“……古义人先生所说的那事呀，无论是性方面的恶作剧也好，或是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也罢，因此而铭刻在内心里的阴影是你们所共同拥有的吧？

　　“有关那事的记忆引发的因素，为什么对吾良先生是致命的，而古义人先生却仍然能够活下去呢？我甚至在想，你们的性格是不是恰好相反……”

　　这天夜里，好像并没有觉察到自己尚未入睡似的，古义人悄无声息地翻转着身体——其实，他无法挪动搁放在台架上的那条被石膏包裹着的腿，因此完全不可能翻转身体——的同时，继续思考被真木彦挑起的疑问。

　　古义人原本就没有奢望能思考出答案并在此后安然入眠。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自己现在正考虑着的问题，远不是独自在黑暗中就可以求得答案的。

　　(夜晚)只是一味地用这惟一的方法紧张地进行思考，(白昼)暂且不论前夜似乎业已临近的答案，就连这种持续不断的思考本身，也被自己判断为很难说是正经的行为。尽管如此，却也知道(夜晚)那种方式的思考仍会回来。

　　就在如此这般地与这个思考共挨时光的过程中，现实生活的堆积则会在不知不觉间将其引往意识的背景之中。这就是大致的解决。

　　还有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作为自己的职业“习惯”，把该主题写入小说之中，在接受各种批评之后，这个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不过，无论选择哪一种解决方法都需要花费时日，而且不可能将疑点一扫而光。随着岁月的流逝，古义人将会切身地感受到这一切……

　　拆掉石膏、丢掉丁字拐并换用手杖后，古义人收到了两个消息，虽说都与脚上的痛楚有关，其所指并不是在纳骨堂所受到的伤痛，却与那事有着悠长的关联……

　　首先是定期给柏林挂电话的麻儿转来的千的口信，以及口信的附属之物。所谓附属之物，是五年前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研究所附属医院开出的、尚未用完的止痛栓剂。

　　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很谨慎的麻儿，似乎只对母亲说了自己请假前往四国小住、父亲的左脚出现了新的不适。看样子，她没向母亲说明致伤的真实原委。因此，千将伤痛理解为很长时间不曾发作的痛风，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来到德国，得不到照料的丈夫不注意保养而导致的发作。在卡罗林斯卡研究所附属医院取的止痛药肯定还没用完，因此，她指示麻儿将药物找出来使用。

　　古义人将原本闪现出银色光亮、现在却转为铅色的子弹形糖衣胶囊放置在掌中，脑中泛起了复杂的思绪。瑞典外交部派来的陪同人员是一个豪爽的男子汉，曾和国王一同在海军服役，这次却对日本大使馆前来联系的书记官和参事官而感到生气。因此，古义人于颁奖仪式后访问早先安排好的《尼尔斯历险记》的作者故居时，便谢绝大使馆馆员陪同前往，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事后，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当地日侨的内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诉说由于日本作家获奖而引发的种种琐事。尽管已是事过境迁，古义人的决断终究还是正确的。

　　这位瑞典外交官性格爽朗且有些神经质，直到收下药物的古义人在床上开始处置时，他才离开现场。因为，此前曾有一位症状相似的获奖者将栓剂口服了下去，等了很长时间后药物才开始发挥药效。

　　由于栓剂迅速发挥了药效，古义人得以出席获奖演讲和颁奖仪式。不过，他在自己的生涯中所经历的这第四次痛风，却是特殊至极。

　　惟有第一次痛风发作，确实是因为尿酸过度蓄积而引发的。看样子是从嘲弄那次痛风发作的杂谈记事中得到了启示，第二次以来的那些剧烈疼痛却是另有其因，是团体的残余分子对古义人曾在作品中写了关于父亲的超国家主义政治倾向以及刚刚战败时的悲惨死亡所实施的报复和警告。他们出现在东京古义人的宅院，合三人之力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后，便用一个小号铁球对准剥去了鞋袜的拇趾根，让其向目标坠落下去。

　　古义人之所以没向警察报案，是因为袭击者相互间使用的语言是森林中山村的方言。而且，那两次袭击又都发生在涉及父亲的中篇小说发表后不久，因而对方的意图也就很明显了。

　　斯德哥尔摩颁奖仪式前三天，古义人最终确定了用于获奖讲演的英文文本，并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日文文本，然后散发给了从东京赶来的记者们。由于估计到能够原封不动地登载古义人在讲演中涉及日本战后情况那部分内容的报社不多，因此有必要极为细致地斟酌置换为日语后的语句。

　　古义人和记者们走出大饭店拥挤的大堂，在面对波罗的海海湾的上下车台的顶端调整着英、日两种文本中的措辞。在这一过程中，古义人注意到一直注视着这里的三个日本人。他们远远离开这里，站在一辆挂着慕尼黑车牌且积满尘土的德国大众牌汽车前。

　　文本的措辞调整结束时，报社的记者们刚刚起步返回饭店，远处那三人便看准机会往这边走来。与此同时，从那辆停放在饭店前的汽车里现身而出的日本绅士也小跑着来到身边：

　　“非常对不起，由于传媒的妨碍，实在无法向您问安。”他搭讪道，“我们是皇家学术委员会会员，当然可以列席颁奖仪式。”

　　古义人理解那些记者步履急促地散去，是因为他们不想与这个人物相见。这个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教授的家伙，曾因为在京都大学对研究生强行提出性要求而被检举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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