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84)_茨威格

八四

　　那时候希特勒的奸雄计策才第一次大规模地展示出来。多年来他四处承诺，赢得了所有党派里重要人物的支持，他们每一个人都以为这位“无名小卒”的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这种手段给他带来了第一个胜利。同样的这个手段，希特勒后来也用在大型政治策略上，他以誓言和德国式的忠诚之心来结盟，而他的结盟对象也正是他所要消灭和铲除的。他完全明白用承诺去欺骗所有各方，等到他掌权的那一天，那些彼此最水火不容的阵营都一致向他欢呼。多伦的保皇派觉得，他是皇帝最忠心的开路先锋；那些性情愉快的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王族的君主派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们也认为希特勒是“自己人”。

　　德意志国家党希望希特勒会替他们劈木柴，然后他们可以好好烧炉子，他们的党魁胡根贝尔格（Alfred Hugenberg，1865—1951）以协议的方式，保证了自己在希特勒的内阁当中获得最重要的位置，认为这样他已经一脚踩在马镫上了。当然，几个星期以后，尽管有信誓旦旦的协议，他还是被从内阁当中踢出来。重工业家们看到自己多年来秘密扶持的人获得权力，感觉到因为希特勒他们可以不惧怕布尔什维克。同时，那些变得贫穷的小市民也兴奋地舒了口气，因为希特勒在无数次集会当中承诺要“砸烂赔款利息的桎梏”；小商人们想到希特勒曾经答应要关掉大商家，这是他们最危险的竞争对手。最欢迎希特勒的是军队里的人，因为他的思考是军事性的，他诅咒和平主义。甚至社会民主党人对希特勒的崛起也并非如人们期待的那样不情愿，因为他们希望他能消灭他们的头号敌人，在他们后面讨厌地跃跃欲试的共产主义者。

　　这位“无名小卒”对每个阶层、每个政党、每个倾向都有过承诺和誓言，最有差异、最互相对立的各政党都视他为自己的朋友，就连德国的犹太人也没有太过不安。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一位“入阁的雅各宾”就不再是一位雅各宾分子了，德意志国家的总理自然会放弃反犹煽动者的下作行为。再说，他怎么能让暴力行为得逞呢，毕竟是在这个国家的法律已经牢固下来，国会中的多数会站起来反对他，每个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都在曾经被庄严宣布的宪法保护之下。

　　接下来就发生了“国会纵火案”，议会被解散了，戈林让手下的暴徒四处出击，一下子将德国的法律砸得粉碎。人们浑身战栗地得知，就在和平环境之下，集中营已经存在，在军营中有秘密审讯室，不经过法庭和任何程序，无辜的人就在那里被秘密处死。人们对自己说，这可能只是丧失理智的狂怒的一次爆发而已。这种事情在20世纪不会长久存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开始。整个世界在关注着，一开始拒绝去相信那些难以置信之事。

　　在那些天里，我已经看到了第一批逃难者。他们在夜里攀爬过萨尔茨堡的山梁，或者游过边境的界河。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神情不安地盯视着别人。从他们这里开始，躲避惨绝人寰行径的惊慌大逃亡开始了，这后来遍及整个地球。看到这些被驱逐者时，我还没想到，他们那苍白的脸色已经宣告了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将成为那个人强权之下的牺牲者。

　　一个人无法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改变三四十年中内心对世界的信念。我们相信存在一个德国的、欧洲的、世界的良知，这植根于我们对法律的观念中；我们坚信反人性行为一定会有一个限度，哪怕其中最糟糕的行径也会在人类面前灭亡。我在这里尽可能地保持诚实，因而我得承认，在1933和1934年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所有人当中，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人会以为后来几个星期以后就接踵而来的事情有发生的可能性。诚然，我们这些自由的、独立的作家，从一开始就料想到肯定会有一定的困难、烦恼和敌意在等着我们。“国会纵火案”刚一发生，我就对我的出版人说，用不了多久我的书就不能在德国出版了。我无法忘记他那吃惊的表情。“谁会禁您的书呢？”那是1933年，当时的他说这话时，还大为惊骇：“您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反对德国，您也不掺和政治。”

　　人们可以看到：在希特勒上台一个月的时候，连那些深思远虑的人也认为像焚书、批斗大会等做法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在几个月之后，这些都已经成为事实。国家社会主义邪恶的欺骗伎俩就在于，在让世界失去警惕之前，他们是不会暴露其目标的极端性的。他们很谨慎地采用这个方法：总是先给一份剂量，然后来一个小间歇；总是给一个药丸，然后就等上一阵，看药量是否太大，看世界良知还能否受得住。由于欧洲的良知——这给我们的文明造成了损害和羞辱——极力强调这与他们“事不关己”，因为这发生在“边界那边”，这种毒药剂量就越来越强，直到最后整个欧洲都彻底倒下了。

　　希特勒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天才之举，他只是用这种缓慢的试探和越来越强力升级的策略来针对一个在道义上，后来也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孱弱的欧洲。就连那个早就在内部决定了要在德国消灭一切自由言论和独立书籍的行动，也在遵循着这个试探着前行的办法。他们没有马上颁布法律来直接禁我们的书，是在两年以后才颁布；他们首先举办了一个不事声张的试探办法，看一看能走多远，他们将对我们的书发动攻击的责任推给一个无须正式负责的群体，即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大学生。他们此前用这种办法，导演“人民的愤怒”来实行早已决定了的抵制犹太人的活动。现在他们给这些大学生一个秘密的关键词，要他们表现出对我们的书籍的“愤怒”。

　　德国大学生对任何一个能表达反动观点的机会都兴奋异常，他们都很听话地在每个大学里聚众闹事，从书店里取走我们的书，在飘扬的旗帜下带着他们的战利品走向公共广场。他们有时候在那里按照德国古老的习俗把书籍钉在耻辱柱上示众——中世纪突然成了最有力的参照——或者将书架在一大堆柴薪之上（因为可惜不允许这样将人烧死），在齐声念诵爱国主义口号下将书焚烧化为灰烬。在我的手里，还有一本被钉子穿透过的我自己的书，那是一位与我要好的大学生在死刑执行之后解救下来的样本，送给我作纪念的。尽管宣传部长戈培尔在经过长久犹豫之后才对焚书表示同意，但是焚书始终还是一种半官方的举措。没有什么比这能让人更明显地看到，当时的德国还完全没有认同这样的行动，大学生烧毁和蔑视我们的书籍的行动还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后果。

　　尽管书商受到警告，不许再在橱窗中展列我们的书籍，尽管报纸都不再提及我们的书，但是这对于真正的读者却没有半点儿影响。在读我的书还不用进监狱或者集中营的时候，尽管有各种刁难和凌辱，我的书在1933和1934年的销量和以前一样多。只是等到那条赫然在目的“为了保卫德意志民族”规定变成了法律之后，去印刷、售卖、传播我们的书都成了侵犯国家利益的犯罪，旨在强行让几十万、上百万德国人远离我们的书时，读者还是更愿意读我们的书，而不是那些突然冒出来的赞美鲜血与土地的诗人，他们还是愿意与我们的创作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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