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82)_茨威格

八二

　　机遇总是特别关照那些真正的收藏者，就在我入手他临终房间里的全部家什之后，还有三幅他在临终床上的素描加入我的收藏当中。从当事人的描述中我们知道，一位年轻的画家、舒伯特的朋友约瑟夫·特尔切尔（Josef Teltscher）想在那个3月26日——当时贝多芬正在与死神抗争——将贝多芬的弥留之际画下来，但是被枢密顾问官布罗伊宁从房间里赶出来，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大不敬的行为。这几幅素描销声匿迹了一百年，直到在布尔诺（Brünn）的一个小小拍卖会上，这位名气不大的画家几十个素描本以极端低廉的价格出手，而在这里面就有那三张素描。

　　巧合一个接着一个，某一天一位中间商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要入手贝多芬临终床上速写像的真迹。我回答他说，这些就在我自己的手中。后来才弄清楚，他给我提供的是后来非常著名的贝多芬临终情形的丹豪塞的石版画真迹。于是，那些以可视形式保留了贝多芬最后的、值得纪念的、真正永恒时刻的全部物件，都被我收藏齐了。

　　我理所当然地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这些东西的所有者，而只是一段时间内它们的保存者。吸引我的不是那种“拥有”的感觉，“我拥有”的感觉，而是那种汇集带来的刺激，将收藏打点成一件艺术作品。我很清楚，通过这种收藏我完成了一件杰作，就传世的总体价值而言，比我自己的作品更值得。我迟迟不愿意整理一份目录，尽管有很多人请我这样做，因为我的收藏还在建设和打造当中，要想让它臻于完善还缺少很多名字和藏品。我的一番美意是，在我死后将这份独一无二的收藏留给一个能满足我的特殊条件的机构：即该机构要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款项，来让收藏按照我的意愿继续完善下去。这样它就不会是一个僵化的整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在我身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一直是正在补充、正在完善当中的美好整体。

　　但是，我们这一代备受磨难的人没能做到去想得长远些。当希特勒的时代降临，我离开自己的房子以后，我的收藏喜悦不复存在，也没有那种能保留住什么东西的把握。一段时间内，我让一部分藏品存放在保险箱里以及放在朋友处，此后我下了决心，依照歌德那警告性的词语：如果博物馆、收藏库和武器库不能继续充实，不得不僵化在自身当中的话，那么最好就跟这个收藏告别。我不再能将自己的收藏心思花费到这些藏品上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告别，我送给了维也纳国家图书馆，主要是我自己从同时代朋友获赠的那部分；一部分我出手了，其余的那些在过去和现在的命运如何，我并不太在意。对我来说，从来都是创造本身才是我的愉悦所在，而不是创造之物。所以，我并不为从前的狂热投入唱挽歌。我们这些在这个时代——它是任何艺术、任何收藏的敌人——被追猎、被驱逐的人，如果还需要去新学一种艺术的话，那便是诀别的艺术：与一切曾经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爱之所在的东西告别。

　　就这样，岁月在工作和旅行、学习、读书、收藏和享受中流逝而过。我在1931年11月的一天早上醒来时，已经五十岁了。对那位忠于职守、一头白发的萨尔茨堡老邮递员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日子。在德国有一种好的惯例，一位作家到了五十岁生日时报纸上要大张旗鼓地庆贺一番，于是这位老邮差不得不将一大包信件和电报背上陡峭的台阶来。在我打开读取它们之前，我想仔细考虑这一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五十岁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一个人可以不安地回顾过去，看自己走过了哪些人生之路，然后平静地问自己是否还要继续向上。我回想自己经历的岁月，如同从自己的房子里眺望阿尔卑斯山脉和那些平缓下行的山谷地带一样，我回望着自己这五十年，然后我对自己说：假若我毫无感激之情，那真是罪过啊。

　　我被给予的东西，远远地超过了我期待的或者我可以希望得到的。让我得以发展自己、表达自己的介质——诗歌和文学产出——所带来的效果，远远超过我少年时代最大胆的梦想。作为五十岁生日的礼物，因泽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我的著作目录，包括了各种语言的译本。这目录本身就是一本书，什么语言的译本都有了，连保加利亚文、芬兰文、葡萄牙文、亚美尼亚文、中文和马拉提文都有。

　　我的词语和思想以盲文、速记文，各种异国的字母和表达方式传播到人们中间，我的存在极大地扩展到超越我本人所在的空间以外。我和我们这个时代中一些最优秀的人成为私交好友；我享受过最完美的演出；我有机会看到那些不朽的城市，不朽的画作，地球上最美的风景，并且能享受它们。我能保持自由之身，不受任何机构和职业的羁绊，我的工作是我的乐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给别人带来了愉悦！还能再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我的书在这里：莫非有人会把它们销毁？（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完全没有意料到后来的事情）我的房子在这里：莫非会有人把我从家里赶走？

　　我的朋友们在这里：莫非他们会什么时候跟我绝交？我不带任何恐惧地想到死亡、想到疾病，但是，对那些在未来我还要经历的情景，一丁点儿也没有在我的头脑中出现过：我作为一个失去家园的人，一个被驱逐的人遭到攻击、遭到追猎，还得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去流浪；我的书会被烧、被禁、被蔑视；我的名字在德国会像一个罪犯的名字一样被通缉；同样是那些朋友——在这一天他们的信件和电报出现在我桌子上——后来在与我邂逅时，会变得脸色苍白。

　　我没有想到，三四十年里坚持不懈地所做的一切，会被几乎不留任何痕迹地销毁；我所面对的这一步一步建设起来的、似乎无法撼动的稳固生活，会彻底坍塌，我被逼迫得几乎没有任何退路，得用这已经疲惫不堪的精力和备受摧残的灵魂再一次从头开始。千真万确，那一天我无论如何设想不到这样的邪恶和荒谬。当时我心满意足。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也因此热爱自己的生活。我不必有什么忧虑：就算我从此一行字也不写了，我的书也能让我衣食无虞。一切似乎都已经企及，命运似乎已经被驯服了。那种我早年在父母家里感受到，在战争中曾经失去的安全感，现在又凭靠自己的力量赢回来。我还能渴望什么呢？

　　可是，很奇怪，正因为我在这个时刻并无所求，这给我带来一种神秘的不安。我心里的某个人——我不再是自己——在发问：如果你的生活继续这么下去，这么有条不紊，这么收入丰厚，这么舒适，这么无须努力和考验，那真的会好吗？这种完全有所保障的优渥生活，难道不是并非与你，与你身上的本质性所在相契合吗？我沉思着穿过这座房子。这些年来，这座房子变得漂亮了，完全如我所愿的那样。可是，我要一直在这里生活，一直坐在同样的写字台旁写书，一本又一本，然后收到一笔又一笔的版税，越来越多的版税？渐渐地变成一位尊贵的老先生，带着体面和态度来经营着自己的名字和作品，远离一切意外、一切焦虑、一切危险？就这么一直在笔直平坦的大道上继续走下去，到六十岁、七十岁？

　　我在心里继续这样梦想下去，如果有另外一些情况到来，某些新的东西，某些新的挑战，也许是更加危险的战斗，来让我变得不安、紧张，更年轻，那对我来说不会更好吗？在每一位艺术家身上，总是有一种矛盾：如果生活让他经历太多的坎坷，他渴望安宁；当生活太过风平浪静时，他又渴望返回惊心动魄之中。所以，在我五十岁生日这天，我内心最深处有一种有罪的愿望：我想发生一些能再次将我带离安全和舒适的事情，迫使我不只继续现在的生活，而是重新开始。那是对年事日增，变得疲惫、变得懒惰的恐惧吗？还是一种神秘的预感，让我在内心中发展出对另外一种更艰难的生活的渴望？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是在这一特殊的时刻，在无意识的昏暗中升起的感觉，根本不是能清楚地说出来的愿望，肯定不是能跟清醒的意识联结在一起的。那只是一个在我这里如微风般吹过的念头，也许根本不是我自己的念头，而是来自我根本不知道的幽冥之地。那一定出自那罩在我的头上，驱使我的生活的无法把握的昏暗力量，它已经实现了那么多我自己从来没有去渴望的事情。它已经听话地抬起手，要砸碎我的生活，直到最后的一点儿根基，逼迫我从废墟中从头去建设一个完全别样的，更为艰难、更为沉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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