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17)_茨威格

一七

　　§三　情欲初萌

　　中学这八年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发生的最私人化的事情，就是我们从十岁的孩子慢慢地变成了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带有男性性征的小伙子，自然本能开始萌生出来。这种青春期的觉醒看似完全是个人之事，每个处在成长进程中的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与成长的烦恼进行斗争，一开始人们也根本不以为这个话题适于当众谈论。不过，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每一种危机带来的影响都超出了其自身范围。青春期同时也表明了另外一种意识的觉醒，因为它第一次教会我们去审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去带着批判意识来观察它的规范。一般来说，儿童甚至是年轻人都倾向于首先让自己去适应周围社会环境中的规则，他们对这些规则也心怀敬意。

　　不过，只有当这些他们被要求遵守的规则也为其他所有人诚实地遵守时，他们才肯屈服从命。老师和父母身上哪怕有一个不真实的行为，都无可避免地让年轻人用狐疑，因而也更为尖锐的目光去看待整个世界。我们没用多久就发现，那些我们曾经予以信任的各种权威——学校、家庭和公众道德——在“性”这个问题上都表现得很不诚实。更过分的是，在这件事上他们也要求我们和他们一样偷偷摸摸、遮遮掩掩。

　　三四十年以前，人们考虑事情的方式与今天完全不同。也许没有哪个领域如两性关系那样，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因为一系列因素——妇女解放运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竞技体育对身体的膜拜、青少年开始独立自主——发生了如此彻底的改变。19世纪市民社会秉持的道德，在本质上还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如果与今天通行的自由而不受拘束的世界观进行对比的话，也许这样的表述与事实最为接近：在那个时代，由于内心的不确定感，人们战战兢兢地避开一切跟“性”相关的问题。在更早，人们诚实地信奉宗教的时代，尤其是在严格的清教徒信仰环境下，这还算是蛮简单的。当时的人们坚信，感官欲求是魔鬼的毒刺，肉体情欲是伤风败俗和罪恶。中世纪的权威人士在处理涉及“性”的问题时，采取粗暴的禁令、残酷的惩罚来强制推行他们所倡议的道德信条——在深受加尔文影响的日内瓦，此风尤炽。

　　我们所处的时代却大不相同，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一个人们早已不再相信有魔鬼也不太相信有上帝的时代，人们已经没有勇气再去实行这些极端的禁规。然而，“性”还是被当成一种不受管束，因而会带来干扰的因素，人们无法将其纳入这个时代的伦理范畴之内，不允许它得见天日，因为任何自由的、婚姻以外的爱情都有悖于市民阶层的“体统”。在这种纠结中，人们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个时代的道德虽然没有禁止年轻人去实现自己的情欲愿望，却要求他们采取隐而不宣的做法。既然无法将“性”从这个世界上铲除，至少不要让它大肆张扬，以免伤风败俗。于是，一种不必明言的默契就出现了：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或者在公共场合，人们都不许谈这一令人懊恼的复杂问题，以免让人想到“性”的存在。

　　自从有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以后，我们就清楚地知道：试图将本能驱动从意识当中压制下去的人，并不能因此将其消除，而是危险地将其推到潜意识当中。今天回头来看，我们很容易去笑话那些天真的掩藏手段中的无知。但是，整个19世纪都顽固地囿于这样的妄想当中：人们可以用理性来解决一切冲突；人们越是将天性深藏不露，就越能让其无序的力量变得温和；如果人们根本不给年轻人启蒙“性”的存在，他们就会将其忘掉。在这种以为通过无视就可以让年轻人驯服其情欲的妄想里，各方都对此守口如瓶，通力形成了一条封锁线。学校和教会、沙龙和法庭、报纸和书籍、时装和风俗，它们原则上都避免提及这一问题，甚至科学界也无耻地加入这一行列，尽管他们本来的任务就是马上不带成见地面对这一“天性并非丑闻”^①的问题。连科学界也缴械投降了，他们为此找到的借口是：去处理这样的污秽题目有失科学的尊严。

　　①文中为拉丁语naturalia sunt turpia，语出亚里士多德。

　　如果我们去翻阅那个时代哲学的、法律的甚至医学的书籍，马上就可以发现人们到处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性”这一话题。当刑法学专家在学术大会上讨论监狱中的人道管制手段，或者谈到教养院生活给人带来的道德损害时，他们会羞怯地快速掠过这个原本为核心节点的问题；那些神经学医生虽然在许多病例中完全清楚某些歇斯底里症的病因如何，但是他们也同样不敢承认这些事实。我们从弗洛伊德的书里可以读到，甚至他尊敬的老师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也曾私下里对他说，他虽然知道一些病人发病的真正原因，但是从来没有公开说出来过。当时所谓的“精美”文学是最不敢有真实描写的，因为这类文学是专门以描写审美意义上的“美”为己任的。

　　在此前的若干个世纪当中，作家们并不怯于提供一幅他们生活时代里诚实而宏大的文化图景。我们可以在笛福（Defoe）、普雷沃修士（Abbe Prevost）、菲尔丁（Fielding）、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Retif de la Bretonne）的作品中看到对真实状态不走样的描写，可是在我们的那个时代，文学只可以让人看到那些“感觉丰富”和“高贵的”内容，不可以看到令人难堪的和真实的东西。在19世纪的文学当中，关于大城市青少年经历的各种危险、阴暗和困惑，几乎可以说踪迹皆无。即便有一个作家敢于斗胆提到妓女，他也还是觉得必须让她高贵，必须让女主人公成为香气缭绕的“茶花女”。我们面对的也是这样的特殊事实：如果今天的青少年想知道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青少年是怎样在生活中搏击过来的，于是打开那个时代的大师如狄更斯（Dickens）、萨克雷（Thackeray）、戈特弗里德·凯勒、比昂逊（Björnson）等人的长篇小说来阅读，他会发现这里只描写了那些被提炼过的、不温不火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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