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16)_茨威格

一六

　　我还能回忆起来，父母严格禁止孩子们在维也纳可能会火光冲天的这一天到大街上去。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四人一排向前行进，在普拉特绿地公园里队伍整齐规范，每个人上衣的扣眼里插着一支红色的康乃馨，这是这个党的标志。他们在行进中唱着《国际歌》，但是孩子们一到了他们第一次走过的豪华林荫大道上，就开始唱他们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歌。没有人遭到谩骂，没有人被打，没有人攥拳头；警察和士兵向对战友们那样对他们微笑。正是由于这种无可挑剔的态度，市民阶层不能再将工人标记为“革命的暴徒”了，然后就有了来自双方的让步——在古老而睿智的奥地利，总是如此。在那时，今天这个打压和剿灭体系还没有发明出来，人文主义的理念（尽管已经变得苍白）即便在政党领导人那里也还没有泯灭。

　　刚刚有红色康乃馨作为政党的标志出现，突然又有人将另外一种花插在上衣扣眼里，这是白色康乃馨，是属于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标志。（那时人们还选择花而不是长筒靴、匕首和骷髅来作为政党的标志，这不也令人感动吗？）基督教社会党一直就是一个小市民的政党，本来是无产者运动的有组织对立行动，从本质上它和无产者运动一样，都是机器战胜手工带来的后果。当机器造成大量工人聚集在工厂里从而提升了工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之时，同时也威胁了小手工业者。大型商店和规模化生产对于社会中层和小型手工业技师来说意味着毁灭。这种不满和忧虑让一位机敏的、广受欢迎的领袖人物卡尔·卢埃格尔博士脱颖而出，他以关键性的一句话“小人物们必须得到帮助”一下子抓住了小市民阶层和被激怒的社会中层。在这些人身上，对有钱人的嫉妒要远远少于对自身从市民阶层落入无产者当中的恐惧。

　　这一担惊受怕的社会阶层，也是后来第一批聚集在阿道夫·希特勒周围的广泛大众阶层。卡尔·卢埃格尔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为希特勒做出了榜样，那便是教会希特勒打出反犹太人的旗号，让那些不满意的小市民圈有一个看得见的对手，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将人们对大土地占有者和封建财富占有者的仇恨转移出去。把这两个人的形象加以对比，就能看到今天政治生活中的那种粗俗和残忍，我们这个世纪可怕的堕落。卡尔·卢埃格尔留着柔软的、金黄色的大胡子，看起来仪表堂堂，被维也纳民间称为“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在一个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接受教育并非徒劳无益之举；他擅长在公众面前讲话，言辞犀利却不乏风趣，不过即便是在最激烈的——或者说，在那些当时人们觉得激烈的——演讲中，他也从来不失体面的风度；他定出的调子（指反犹态度）也能转换成某种意义上的屠杀器具，来上演仪式性谋杀的童话和各种粗鄙之事，但他总是小心保管着，不让它刀剑出鞘。

　　他本人的私人生活简朴而且无可指责，对于对手他总是保持着一定的君子风度，政治上的反犹立场从来没有妨碍他去善待和关照早年的犹太朋友。等到他领导的政党最终赢得了维也纳的市议会选举，而他本人终于被任命为维也纳市长之后（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曾经两次拒绝签署对他的任命，因为皇帝厌恶他的反犹倾向），他在城市管理方面公正而无可挑剔，甚至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典范。犹太人在这个反犹政党获胜之前曾经心惊胆战，此后仍然与以前一样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继续得到尊重。那时，仇恨的毒素和彼此彻底灭绝的意志还没有进入时代的血液循环当中。

　　不过，这时已经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俾斯麦所钟爱的花，这是“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它是一个意识明确的革命党。它要以猛烈的冲击之力来摧毁奥地利的皇权，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基督教新教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在希特勒之前的一个梦想。基督教社会党的势力发端于维也纳和农村，社会主义党发端于工业中心地区，德意志民族党的追随者几乎只出现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就人数而言他们处于弱势，但是，他们以野蛮的进攻性和没有底线的残忍弥补自己的分量不足。这个党的几位议员是奥地利议会中的恐怖和（传统意义上的）羞辱。

　　在理念和技术上，他们构成了希特勒政治的滥觞——希特勒同样也是一位来自边缘地区的奥地利人。希特勒从格奥尔格·冯·舍纳雷尔（Georg von Schönerer）那里接过来“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口号，当时曾经有几千德意志民族党党员忠实地遵循这一口号，从天主教转而皈依新教，只为激怒皇帝和天主教神职人员；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视他为了不起的鼻祖，从他这里接受了“肮脏下流存在于人种当中”这样的断言；尤为突出的是，希特勒从他那里学会了使用一个完全无所顾忌、大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来实行这一原则：用一个小群体的暴行来震慑一个在数量上胜出但在为人上忍让的群体。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党）的冲锋队所做的事情，即手持橡胶皮棍冲击人群集会、夜里袭击对手并将其打翻在地，在德意志民族党这里是由属于大学生联合会的成员来完成的。

　　他们在知识人享有的豁免权的保护下，制造了一种绝无仅有的斗殴恐怖手段。每当有政治性的行动，一个召唤、一声哨响他们便能做到军事性地组织起来并出发前往。他们是按照所谓的“青年会”来编组的，脸上带着剑伤，酗酒而凶残，集会大厅由他们来把持，因为他们不光和别人一样戴着袖标和帽子，还佩戴着坚硬的、重重的棍子。他们不停地挑衅，目标一会儿是斯拉夫人，一会儿是犹太人，一会儿是天主教徒，一会儿是意大利人，将这些没有防卫能力的人赶出大学校园。每一次“游逛”（他们把每星期六的大学生检阅称为“游逛”），必然会发生流血事件。由于大学还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可以进入大学教室，他们在只好在外面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孬种大学生在里面犯浑；他们能做的，仅限于将那些被民族党的坏蛋从台阶上扔到马路边，浑身流血的伤者运走。

　　每当奥地利这个小小的、虚张声势的德意志民族党想强行达到某种目的时，总是先派出大学生冲锋队。当首相巴德尼伯爵（Graf Badeni）在取得皇帝和帝国议会的同意之后，决定实行一道官方语言使用法规时——其本意是要缔结奥地利各民族之间的和平，让皇朝的统治再延续几十年——一群被挑拨起来的年轻大学生占领了环城大道。骑兵不得不出动，军刀和枪击在镇压中被派上用场。但是，那个人道的自由时代有着可悲的软弱，也易于被打动，人们惮于任何形式的暴力骚乱和流血，这种倾向如此强烈，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党面前做了退却：首相被撤职，完全忠于皇权的语言规定被取消。残忍手段进入政治当中，第一次显示出成效。那些潜藏在不同种族和阶级之间的裂痕与缝隙，在相互让步容忍的年代曾经被人们花很大力气来弥合，现在一下子全部爆裂，变成了深壑与鸿沟。实际上，在新世纪开始前的十年里，在奥地利内部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战争已经拉开了序幕。

　　可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野心当中，很少意识到在我们的家乡所发生的危险的改变：我们只去看书、看画。我们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没有一丁点儿兴趣：这种刺耳的争端在我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当整个城市因为选举感到不安时，我们却走进了图书馆；当大众奋起反抗之时，我们在写作和讨论诗歌。我们像古代巴比伦的伯沙撒国王面对珍馐盛宴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火红的字符，没有惊恐地看到未来^①。直到十几年以后，当这座大厦房倒屋塌、颓墙残瓦砸到我们头顶时，我们才意识到这里的地基早已经淘空了。与新世纪同步开始的，是个人自由在欧洲的没落。

　　①伯沙撒国王的典故，来自《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当国王正在大宴宾客之时，宫殿的墙上出现神秘的阿比西尼亚语字符，预言了国王的死亡和他的帝国的毁灭。这一故事成为许多画家的题材，伦勃朗曾经于1635年完成一幅该题材的油画作品，现藏于伦敦的国家画廊。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也曾以此为素材创作一首叙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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