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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〇


  “要是你跟我说实话,我一定会相信你。”她边说边朝门口走去。

  我知道找亨利去谈纯属枉然。至于波尔,从今之后,与她进行任何友好的交谈也都无济于事。该把她安顿到我的长沙发上,向她提问。幸好对我们认识的知己朋友,不允许采取这种医治方式,如果这样做了,我会觉得犯下了背信罪。我给她打电话,她一概拒绝去摘电话机;我又给她写了两封信,她只简短地回了几个字:“原谅我。我需要清静。需要时我哪天会给你个信儿的。”这样一来,我反而卑怯地感到从此了却了一块心病。

  寒冬还在继续拖延。自从与朗贝尔闹崩之后,纳迪娜情绪极不稳定。除樊尚之外,她什么人也不见。她不再搞通讯报道,只是管她的《警觉》杂志。罗贝尔阅读大量的东西,经常领我上电影院,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听音乐。他开始发疯似的买起唱片来。每当他像这样又染上一个新的怪癖,就说明他的工作很不顺利。

  一天早上,我们正在一边吃早饭一边浏览报纸,无意中我看到了勒诺瓦的一篇文章,这是他第一次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文章写得很不客气,对以前的朋友,他都一一照例加以谴责,对罗贝尔算是最客气的,可对亨利是疯狂地大加攻击。

  “看看这。”我说。

  罗贝尔读后把报纸一扔:“亨利没有变成反共分子,应该承认他能这样做真值得钦佩。”

  “我跟您说过他会挺得住的!”

  “报社里该有不少麻烦。”罗贝尔说,“据萨玛泽尔的文章看,人们完全可以感觉得出他巴不得向右派跑,特拉利奥显然也如此,朗贝尔嘛,远远不只是让人怀疑啰。”

  “噢!亨利的处境可不妙!”我说道,接着微微一笑:“实际上,他的处境和你差不多:你们俩跟大家都不和。”

  “这对他来说比我可能要更艰难些。”罗贝尔说。

  他的话声中几乎隐含着关切。我感觉到他对亨利的积恨已经开始消除了。

  “我怎么都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子跟你闹翻。”我说,“我保证他如今肯定后悔不已。”

  “我经常反省这件事。”罗贝尔说,“开始时,我责备他在这件事上太顾及自己了。如今我在想他并不怎么有错。实际上,我们俩都应该明确今日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应该担任怎样的角色。保持沉默,无疑是选择极为悲观主义的解决方法。像他那个年纪,表示不满是自然而然的。”

  “矛盾的是亨利远不如您那么非要起到政治作用。”我说。

  “他也许认识到事关其他事情。”罗贝尔说。

  “什么事情呢?”

  罗贝尔犹豫片刻:“你要听我的心里话?”

  “当然。”

  “一个知识分子再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怎么会呢?他总可以写作吧,不是吗?”

  “噢!人们尽可以闹着串字玩,就像串珍珠那样,可要加倍小心,什么都不要说。即使这样做,也有危险。”

  “哎哟,”我说,“您在您的书中不是捍卫文学的嘛。”

  “我希望我有关文学的论断哪一天重又变成真理。”罗贝尔说,“可眼下,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让别人忘掉我们。”

  “总不至于停止写作吧?”我问道。

  “当然要停止。等我写完这部论着,我就再也不写了。”

  “为什么?”

  “我为什么非要写作?”罗贝尔说道,“因为人活着不仅仅只吃面包,因为我相信这项多余的工作是有必要的。我写作是为了拯救被行动所忽视的一切:现实的真实,个人和即时。我迄今为止一直认为这一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可是不,它妨碍了革命工作。目前,任何文学,只要它致力于把面包之外的食粮提供给人们,别人都会利用它来表明人们完全可以不用吃面包。”

  “您一直在避免这种误会。”我说。

  “可情况发生了变化。”罗贝尔说,“你明白,如今革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只在他们手中。我们所捍卫的价值观念再也没有位置。也许哪一天会重新获得这些价值观念,但愿如此。可是如果我们在眼下极力维护它们,那就是为反革命效劳。”

  “不,我不愿相信。”我说,“对真理的追求,对个人的尊重,绝对没有害处。”

  “当我拒绝说集中营的事时,就是因为我看到说真话是有害的。”罗贝尔说。

  “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类似的特殊情况有千百个。不。”他说道,“要么就说真话,要么就干脆不说。如果没有横下一条心,永远都说真话,那就不要掺和进去,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我打量着罗贝尔:“您知道我有什么看法吗?您还继续认为应该对苏联的集中营保持沉默,可您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了。您和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们都不喜欢牺牲什么,这只会造成我们悔恨。可正是为了惩罚您自己,您才放弃写作。”

  罗贝尔微微一笑:“应该说通过牺牲某些东西——大体上,就是你说的我的知识分子职责——我才意识到这些东西纯粹是虚的。你还记得1944年的圣诞节前夜吗?”他问道,“当时就有人说也许将出现文学丧失其权利的时刻。那么,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时刻!不是因为缺少读者,而是我可以提供给他们的书要么有害,要么毫无意义。”

  我犹豫不决地说:“这里面有一点站不住脚。”

  “什么?”

  “如果在您看来古老的价值观念真的那么毫无用处,那您就会跟共产党人一起走。”

  罗贝尔点点头:“你言之有理,是有一点站不住脚。我这就跟你说为什么:我太老了。”

  “您的年纪与这又有什么相干?”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所珍惜的许多东西都已不合时宜,我不得不去接受一个与我所想象的迥然不同的未来,只是我已经无法改变自己。于是在这个未来之中我便看不到自己的位置。”

  “换言之,您希望共产主义获胜,而同时心里又清楚您无法在共产主义的世界中生活?”

  “差不多是这样。我以后再跟你细谈。”他又补充一句,“我在这一方面要写一写,将作为我这部书的结论。”

  “那等这部书写完之后,您准备干什么?”我问道。

  “大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有二十五亿的人不写作呢。”

  我不愿过分担惊受怕。罗贝尔不得不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失败承担责任,他眼下正处于危机之中,以后还会转变的。但是,我承认我不喜欢他这种想法:大家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是为了活着而吃饭,还是为了吃饭而活着,这个噩梦始终缠绕着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如果不得已到了这个地步,那还不如立即打开煤气死了算了。但是我猜想大家也都想过这种事:立即打开煤气死了算了,可谁也没有去开。

  我感到相当沮丧,继后的日子里没有一点儿心思去见任何人。一天早晨,有个送货员忽然给我送来了一大束红玫瑰,我感到十分惊奇。玫瑰花包着透明纸,别着别针,上面夹着波尔的一封短信:

  “好了!误会消除了!我感到幸福,给你送上玫瑰花。今天下午来我家。”

  我对罗贝尔说道:“情况并没有好转。”

  “没有任何误会吧?”

  “没有。”

  他又重复了一遍跟我说过多次的话:

  “你该送她去马德吕斯诊所看看。”

  “要让她下决心去可不容易。”

  我不是她的医生,可我再也不是她的朋友。我唇边挂着谎言,一步步登上她家的楼梯,双眼中潜藏着职业的目光。敲门时,我扮出一个笑脸,可在我看来,这种笑脸像是一种背叛。没想到波尔迎接我时竟出乎意料地亲热,她亲了我,为此我为自己的举动感到更加惭愧。她穿着一件式样已经过时的长裙,在挽起的头发和胸口上分别别着一朵玫瑰。整个房间都摆满了鲜花。

  “你来了真好!”波尔说,“你始终都这么好,我可真担当不起。我待你很不客气,我当时是实在控制不了自己。”她以抱歉的口吻补充道。

  “我应该感激你,你给我送去了那么华美的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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