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148)_西蒙·波娃

一四八

　　“他只顾自己？”我问道：“他整天都在干那些让他烦恼的事情。您自己也经常承认他是多么忠心耿耿。”

　　“当他感兴趣时，是这样。但是事实是他讨厌政治，他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罗贝尔不耐烦地一挥手，挡住了我的话：“我最责怪他的就是这一点。在这件事上，他一心只考虑别人会议论他什么。”

　　“别跟我说什么他会对集中营的存在无动于衷吧。”我说。

　　“可我也不会对此无动于衷。问题不在这里。”罗贝尔说，接着耸耸肩膀：“亨利不愿意别人说他被吓唬住了，反倒心甘情愿投入反共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与我闹翻便解决了他的难题。他可以无拘无束地为自己塑造一个胸怀宽广的漂亮的知识分子形象，整个右派都将为之拍手称道。”

　　“对讨好右派亨利可不感兴趣。”我说。

　　“他本意是为了自己，可这轻而易举就会把他投向右派，因为在左派，漂亮的形象可得不到多少人喜欢。”罗贝尔举手伸向电话机：“我马上召集委员会明天上午开会。”

　　整个晚上，罗贝尔都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处心积虑地琢磨着欲提交给委员会的公开信。第二天早上，当我打开《希望报》，看见上面印着亨利和他相互攻击侮骂的两封公开信时，我的心里万分悲痛。纳迪娜也感到十分难过，她对亨利抱有深厚的友情，可她也不容忍别人公开攻击她父亲。

　　“是朗贝尔怂恿他干的。”她怒不可遏地对我说。

　　我多么想了解亨利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罗贝尔的解释怀有过分的敌意。最让他气愤的，是亨利跟他谈话时对他根本就没有一点儿信任。可不管怎么说，我心里想，对罗贝尔的所作所为，亨利确实有理由存有戒心。他可能会对我说亨利应该既往不咎吧？可说得好听，过去的事哪能随随便便就忘掉呢！我凭自己的经历知道一点，那就是对待那些不习惯对其进行评判的人，人们总是很容易不公道。我也一样，仅仅因为罗贝尔在小事上变得有些陈腐，我有时便对他表示怀疑。

　　如今我才意识到如果他下决心避而不谈集中营的事，那也肯定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可我却误认为是出于怯懦。我也理解亨利，他盲目钦佩过罗贝尔，尽管他了解罗贝尔十分专横，可还是处处跟着他走，哪怕有时不得不违心地生活下去。特拉利奥事件很可能伤了他的心，正是因为这样，亨利才认为罗贝尔会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罗贝尔不是已经深深失望过一次嘛。

　　说到底，对此再多言也无济于事，已经过去的事谁也不可能挽回。如今的问题是革命解放联合会走向何处。它已经四分五裂，组织混乱，又失去了报纸，必定很快土崩瓦解。通过勒诺瓦，拉福利建议该会与共产党近邻组织合并。罗贝尔的回答是在选举结束之前暂不作出任何决定。可我心里清楚，他是不会走这一步的。确实，发现集中营存在，他没有无动于衷；可他也绝没有半点想要与共产党人靠拢的意思。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成员有其加入共产党的自由，可该联合会作为一个运动干脆不再存在算了。

　　勒诺瓦第一个加入了共产党。他庆幸解放联合会的分裂擦亮了他的眼睛。许多人纷纷效法于他：在11月份，自从共产党取胜之后，擦亮了眼睛的人多着呢。小玛丽·昂热找上门来，请罗贝尔接受她为《铁钻》周报搞的一次采访。

　　“您是什么时候成了共产党员的？”我问道。

　　“从我明白了必须表明态度开始。”她以一副倦怠、高人一等的神态打量着我说。

　　罗贝尔拒绝接受她采访。有关他的种种议论令他大为气恼。尽管他对亨利怀恨在心，可他对拉舒姆的文章十分反感。当勒诺瓦也来帮着凑热闹时，罗贝尔听得很不耐烦了。

　　“选举获胜，这是共产党人对那次卑鄙行动的最后反击。”勒诺瓦声音热烈地说，“佩隆及其一小撮的阴谋未能得逞，没有拉走一票。”他以蛊惑的神态看了看罗贝尔：“眼下，如果您向革命解放联合会提出我们那一天谈过的合并问题，它准会团结得像一个人，跟着您走。”

　　“算了吧。”勒诺瓦说，接着微微一笑：“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成员都还活着呢，只要您一声令下，就可把他们召集过来。”

　　“我没有心思下这个令。”罗贝尔说，“在集中营事件之前，我都不同意与共产党人联合，用不着现在投入他们的怀抱。”

　　“集中营。可是，您不是拒绝参加那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嘛。”

　　“我拒绝谈集中营的事，但并不是拒绝相信集中营的存在。”罗贝尔说，“首先，什么时候都应该考虑最糟糕的结局，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勒诺瓦眉头一皱：“必须善于考虑最坏的结果，而不被其吓倒，这我同意。”他说，“但是，随您怎么责怪共产党人，这总不该妨碍您与他们共同行动吧。”

　　“不行，”罗贝尔重复道，“政治和我，已经完蛋了，我得回到自己的小窝去。”

　　我完全清楚革命解放联合会已经不复存在，罗贝尔也没有任何新的打算，可听他宣告他要彻底回到自己的小窝去，我心里不由得一惊。勒诺瓦一走，我便问道：

　　“您真的永远不搞政治了？”

　　罗贝尔微微一笑：“我倒觉得是政治和我了结了。我能有什么法子呢？”

　　“我肯定，如果您寻找，定能找到办法的。”我说。

　　“不。”他说，“我已经开始坚信一点：如今少数派再也没有任何机遇了。”他耸了耸肩：“我既不愿与共产党人共事，也不愿反对他们。怎么样？”

　　“噢，那就潜心搞文学吧。”我快活地说。

　　“对。”罗贝尔毫无热情地说。

　　“您尽可在《警觉》上写文章。”

　　“我需要时一定写。可写什么都无足轻重。勒诺瓦言之有理，亨利的文章对选举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勒诺瓦好像以为亨利会对此感到遗憾似的。”我说，“这是很冤枉人的，据您自己对我说的，亨利并不希望产生那种结果。”

　　“我不知道他的愿望。”罗贝尔声调傲慢地说，“可我也不肯定他自己心里清楚。”

　　“反正，”我急忙说，“您承认《希望报》没有投入反共派一边。”

　　“至今还没有。”罗贝尔说，“以后嘛，还要等着瞧。”

　　一想到罗贝尔和亨利为一件不甚了了的事情闹翻了，我心里真感到气恼。他们不可能再重归于好，可显而易见，罗贝尔深感孤独。这可不是一个欢快的冬天。我从刘易斯那儿收到的信是欢跃的，可它们并不给我以慰藉。芝加哥下了雪，人们在湖上滑冰，刘易斯一连好几天闭门不出，默默地给自己讲述故事：他说我们在5月乘船下了密西西比河显得并不那么遥远。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每天醒来时重又开始的这种寒冷、昏暗的日子将永无尽头地周而复始。“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再相会。”我心里想，再也没有春天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毫无出路的夜晚，我从电话中听到了波尔的声音。她急切地说：

　　“安娜！是你吧？赶快来，我急需跟你谈谈，是急事。”

　　“我感到遗憾。”我说，“我家里有人吃饭。我明天早上去吧。”

　　“你不明白，我遇到一件可怕的事情，只有你才能帮上我的忙。”

　　“你不能来我这儿一趟？”

　　出现了一阵沉默：“谁在你家吃晚饭？”

　　“佩勒迪埃和康热夫妇。”

　　“亨利不在那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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