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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


  出乎众人意料,纳迪娜的化学考试通过了。笔试勉勉强强,可口试,她凭自己的那份口才和那般从容,轻而易举地把考官们唬住了。我们一家三口在一家露天餐厅要了香槟酒,摆了丰盛的晚餐,对这次胜利通过庆贺了一番。然后,她便和朗贝尔走了。这是个好机会。第二周,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大会如期举行,家里人来人往,来客不断。罗贝尔少有几分空暇,可我为能不同他人分享、独自享受这几分珍贵的空暇感到十分幸福。亨利热情地协助他的工作,使我深受感动,何况我知道亨利本来对这类事情缺少热情。他俩都说大会兆头很好。“如果他俩都这么说,那可能确实不错。”我在瓦格拉姆大街上边走边想。不过,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罗贝尔多年未公开讲过话,他能否像过去那样触动听众的心?我越过沿人行道一字摆开的警车,继续向代尔纳广场走去,提前到了会场。十年前,卜莱耶尔集会的那个晚上,我也是独自一个提前赶到会场,围着广场转了很长时间后,到洛林酒家喝了杯葡萄酒。这次,我没有进酒家的门。过去的永远过去了。蓦然间,我感到揪心的遗憾,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缘故。噢!十有八九是因为过去的缘故吧。我返身沿着凄凉的人行道信步走去。我想起了当年罗贝尔登上主席台时,自己内心陡然而生的那份痛楚,仿佛别人把他从我手中夺走了似的。今天这个晚上,一想到他就要登台,离着我远远的,我不禁感到恐惧。会场里人还不多。“大队人马往往都在最后一分赶到会场。”康热夫妇告诉我说。

  我尽量装出冷静的样子跟他们聊天,可两只眼睛却焦灼不安地盯着入口。人们到底是不是跟着罗贝尔走,就要见分晓了。当然,即使他们跟着他走,也谈不上什么胜利。可话又说回来,倘若会场空空荡荡,那就彻底失败了。会场上人越来越多。当演讲的人们在一片掌中上讲坛时,整个会场已经座无虚席。主席台上,那一张张亲切的脸庞突然变成了一副副严肃的面孔,让人看了真不习惯。勒诺瓦那副强装的姿态,生硬得像块木头,简直跟桌子椅凳难以分辨;与此相反,萨玛泽尔独占了整个主席台的光彩,这里是他最自然的场所。亨利开始讲话,那亲切的话语旋即使巨大的会场缩小,仿佛成了一间私人的卧室:他眼前看到的不是五千听众,而是五千个单个的人,他拿出几乎像在倾心交谈的声调,亲切地对大家讲话。透过他的字字句句,他渐渐向我们奉献出了友情,这是不容置疑的友情:人生来并不是命中注定要仇恨,要打仗。我们听着听着,对此愈加坚信不疑。听众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接着,梅里科故意讲了有气无力的几句话。继而轮到罗贝尔。场上欢声雷动!他刚站起身子,人们便鼓掌跺脚,齐声欢呼。他神态冷静地等待着。我心中自问此时他是否激动:反正我已经心潮激荡。这些天来,我见他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红红的双眼,弓着腰,显得孤独,对自身缺乏把握。此时,五千人欢呼的正是这同一个人。他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警觉委员会和反法西斯集会的领袖;是一个献身革命而又不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对老一辈来说,他代表着战前;对年轻一代,他又代表着现在,代表着他们的希望。他实现了过去和现在的统一……他无疑还是其他种种的化身,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爱戴着他。人们继续在鼓掌,掌声在我心间扩大,响亮无比。名声、荣誉,平常我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可今天晚上,它们在我眼里是多么值得羡慕。我心中在想:“能够正视其生活的真实并从中汲取乐趣的人是多么幸福;能够从朋友的脸庞上看到自己的生活之真实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终于平静下来了。

  罗贝尔刚一张开嘴,我的双手早已湿乎乎的,额头挂满了汗珠。尽管我知道他善于言辞,可我还是提心吊胆。幸好,我很快就被他吸引住了。罗贝尔讲话毫无夸张之处,其逻辑步步逼紧,犹如暴风雨一般不可抵挡。他没提出什么纲领,而是向我们下达任务。这些任务是如此紧迫,不能不去立即完成。完成这些任务的必要性本身就是胜利的保障。我的周围,人们脸上洋溢着微笑,眼睛闪闪发亮,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的脸上看到自己的信念。不,这场战争并非枉然,人们终于从中悟到了安于自私自利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他们将要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掌握在手中,获得和平的胜利,在整个地球上取得自由和幸福。

  这是清楚、明确、再也简单不过的常理:人类只能需要和平、自由和幸福,又有什么阻挡人类实现自己的希望呢?在地球上统御的只有人类。透过罗贝尔的一字一句,这个明显的道理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他一讲完话,掌声大起,经久不息,我们是在为真理鼓掌。我用手绢揩了揩双手。和平有了保障,前途有了保证,最近的和遥远的结成了一体。我没有听萨莱夫的讲话。他和梅里科一样讨厌,可这无关紧要。胜利已经在握,不仅仅是这次集会,而且包括这次集会所意味的一切。

  最后一个讲话的是萨玛泽尔。他很快开始叫喊,开始吆喝,俨然集市上的一个叫卖者。我重又坐在座椅上,周围的人跟我一样难以自己,傻乎乎地被这些话语所陶醉。这不是什么希望,也不是什么先兆:仅仅是话语而已。在卜莱耶尔会场,我曾在那一张张全神贯注的脸上看见过同样的光芒,但这并没有阻挡华沙、布痕瓦尔德、斯大林格勒、奥拉杜尔悲剧的发生。是的,大家都知道安于天命与自私自利的代价。可是,大家虽然早已明白,但也毫无用处。人们从来就没有成功地阻止过灾祸的降临;也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可望获得成功,至少在我们活着的这一代已经不可能了。至于这一漫长的史前时代之后将发生什么,不得不承认根本无法想象。

  前途并没有把握,近的与远的一切都毫无保障。我瞥了罗贝尔一眼。所有这一双双眼睛反映出的难道真的就是他说的道理?人们也在别处审视着他:从美国、从苏联、从遥远的过去审视着他。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只是一个老梦幻家。做梦向来缺乏严肃性。也许他将来就会这样来看待自己。他将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毫无益处,或者更糟,只是起到了蒙骗人们的作用。若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宣布世间没有真理可言就好了!可是,真理确实存在。我们的生活分明存在着,犹如石块一般沉重,有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面,这是多么可怕啊。我肯定自己这一次说的不是胡话,我一滴酒也没喝,黑夜也尚未降临,然而恐惧感却使我窒息。

  “你们满意吗?”我一副超脱的样子问他们。亨利是满意的。“这是一次成功。”他快活地告诉我。萨玛泽尔说:“这是一次胜利。”可是罗贝尔却咕噜道:“一次集会,这证明不了什么东西。”十年前,他从卜莱耶尔会场出来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当时,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然而,我们都考虑到战争也许最终将要爆发:这种清醒的认识来自何处?啊!我们面前时间还长。透过战争的威胁,罗贝尔隐约看到了法西斯主义最终要被消灭,这将付出何种牺牲,他已经彻底超越。

  如今,他感觉到暮年已至:他需要短时期内的明确信念。后来几天,他一直抑郁不欢。本来,当夏尔利埃告诉他已经加入了革命解放联合会时,他应该喜笑颜开的,可是我发现他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谈后那样沉默寡言。不过,我心里是理解他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夏尔利埃那副外貌的缘故:夏尔利埃出了集中营后,头发虽然还没有长起来,皮肤发红、粗糙不平,可他总归又长了十公斤,还配了假牙;也不是他讲的那些事情的缘故,对集中营的那种种恐怖我们已经再也清楚不过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应该说是夏尔利埃说话时的那种腔调。他原本是位最温和、最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当他回忆起遭拳打、挨耳光、受酷刑、经受饥饿、肠绞痛等忍辱负重的日子时,却付之一笑。这谈不上什么厚颜无耻的笑,可这是幼稚的笑,还是看破红尘的笑,是超脱的笑,还是愚蠢的笑,谁也不甚清楚。他耻笑社会党想入非非,期待他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对共产党人他则始终存着内心那份由来已久的厌恶。革命解放联合会吸引了他,他许下诺言,答应要把聚集在他身后的一大班人马一起带来。等他离开我们后,罗贝尔对我说:

  “你那一天对我犹豫不决还感到奇怪,可你现在明白了吧。今天,当人们参与行动时,最可怕的一点是大家对错误付出的代价都一清二楚。”

  我知道他认为他的同辈人及他本身对这场大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他是头脑最清醒、行动最积极地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之一。可是,他失败了,于是便把自己视为罪人。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与夏尔利埃的会面竟唤起了他内心的痛楚。一般来说,他往往对集体而很少对个人作出反应。

  “不管怎样,即使革命解放联合会本身就是个错误,也不会造成大难。”我说。

  “小灾小难也是难。”罗贝尔说。他迟疑了一下:“只有比我现在年轻的人才会轻信前途可以拯救一切。我深感自己的责任比过去更加有限,但同时也更加明确、更加重大了。”

  “怎么回事?”

  “呃,我的想法与你颇为相似,一个人的死亡或灾难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噢!我是在逆流而行。”他补充道,“现在年轻人的心肠比我们过去要硬得多,甚至连廉耻心也荡然无存了,而我倒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反过来不正可以说明您变得比以前更加实在了吗?”

  “我没有把握:什么地方实实在在?”罗贝尔问道。

  毫无疑问,他比以前更加脆弱易击了。幸亏集会见了成效,每天都有人来登记入会。共产党人最后也没有向革命解放联合会宣战,他们言谈之中虽然带着恶意,但掌握一定分寸,并不过火。整个运动可望真正得到发展。惟有一点不利,就是《希望报》因此而失去了许多读者,不久将被迫使用特拉利奥的资金。

  “您肯定他准会出钱?”我问道,一边在镜中很不满意地端详着自己。

  “当然肯定。”罗贝尔回答道。

  “那您为什么要去赴这次晚宴?为什么还要拖着我去?”

  “不管怎么说,还是让他保持兴头的好。”罗贝尔说道,一边遗憾地在系着领带。“对一个准备从他身上挖出八百万的家伙,怎么也得吹吹他的癖好。”

  “八百万!”

  “对!”罗贝尔说,“他们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因为吕克的过错。多固执!可他们将不得不拿特拉利奥的钱。萨玛泽尔亲自去调查了一番,认为他们无论如何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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