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73)_西蒙·波娃

七三

　　她神情不满地向我递过她的指尖。我跨上自行车，径直朝前骑去。跟她一起吃晚饭，这倒挺让我高兴，可我实在不太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恐惧男人，扮演着小姑娘的角色，说不定很快就会把她的那颗心和她那副柔弱的身子交给我。我谢绝了她，并非客观情况让我害怕，而是因为我预见到了她的命运，无心从中取乐。有一天，纳迪娜曾责怪我：“你呀，永远都不合群。”这话切中要害。我总是以医生的目光看人，我因此很难与他们建立人际关系。我很少发火，也难得记仇。可别人对我的美好情感也几乎触动不了我的心，这都是我的职业造成的。我不得不漠然地经受我所作的精神分析移情的后果，并在适当的时刻予以消除，甚至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我也保持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一旦病人犯了病，我便很快诊断出该病人患的是幼稚精神混乱症，我清楚地看到了我自己在病人幻觉中的形象：母亲、祖母、姐姐、孩子、宠儿。我实在不太喜欢他们对我的形象如此大施魔法，可我却不得不忍受着。我不由得设想假若哪一天真有一个正常人感情冲动，依恋于我，我准会马上向自己发问：他在我身上看到了谁的形象？他企图满足何种受压抑的欲望？这样一来，我十有八九冲动不起来。

　　我可能已经骑出了巴黎城区。此刻，我沿着塞纳河行进在一条狭窄的马路上，左边是栏杆，右边是低矮的房子，房子歪歪斜斜，远处亮着一盏盏破旧的路灯，路面泥泞，可人行道上积着白雪。我朝着灰暗的天空微笑。这时光是我逃避克洛蒂的沙龙获得的，不属于任何人。大概是这一缘故，这寒冷的空气中竟洋溢着如此的欢乐。我还依稀记得，昔日，我常被自己的呼吸所陶醉，欢乐往往突然涌至心间。此时，我不禁自问，若这样的时刻不复存在，活在世间又有什么必要？这样的时刻还会重现吗？有人邀我穿越大西洋，去发现一个崭新的大陆，可我只知道回答：“我害怕。”到底害怕什么？我以前可不是胆小如鼠的人。在巴伊约利弗树林或格莱齐涅森林，我经常头枕背袋，身裹一床毯子，独自一人睡在满天星斗之下，睡得是那么安然，就像在自己的床榻上酣睡。在我看来，不要向导、独自冒险、攀登覆盖着滑动粒雪的高山，再也自然不过了。对所有谨慎的劝告，我一概嗤之以鼻。我常常孤身坐进勒阿弗尔或马赛嘈杂的咖啡馆，或穿过卡比利亚的村寨，悠闲漫步……我突然掉转车头。没有必要自己欺骗自己，硬要骑向天涯海角，若我真的想重获昔日的自由，那最好还是赶紧回家，连夜给罗米欧回话：同意。

　　可是，我没有回话，过了几天，我仍然心神不定地请人出主意，仿佛是一次去地球中心的历险。

　　“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同意吗？”

　　“当然。”亨利诧异地说。

　　正是在这天夜里，巴黎的上空灯光闪烁，划出一个个巨大的V字。他们带来了香槟酒和唱片，我准备了吃的，家里也到处插上了鲜花。纳迪娜借口有急事，独自呆在房间，她是因为这节日而赌气，在她眼里，这节日只不过是死亡的周年纪念日。“古怪的节日。”斯克利亚西纳说道，“这不是结尾，而是开端，是一出真正的悲剧的开端。”

　　在他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前已经爆发了。我乐呵呵地冲着他说：“别扮演您的珈桑德拉①角色了。去年的圣诞节前夜，您就向我们预言灾难在即，我想您打赌打输了吧。”

　　①特洛伊公主，女预言家。

　　“我根本就没有打赌。”他说，“再说，一年还没有过呢。”

　　“不管怎么说，法国人现在并没有对文学失去兴趣。”我让亨利作证：“《警觉》杂志收到的稿件，多得不得了，是吧？”

　　“这证明法国选择了亚历山大城的命运。我宁愿《警觉》杂志不怎么走运，而像《希望报》这样一份大报不要有被清查的危险。”

　　“你在瞎说些什么呀？”亨利生气地说，“《希望报》一切顺利。”

　　“有人告诉我您将不得不去找私人赞助。”

　　“谁跟你说的。”

　　“啊！我记不得了。都在这么传。”

　　“这是谣传。”亨利冷冷地说。他心情显得不怎么舒畅，这真有点怪，除了他，大家都这么开心，包括波尔在内，连斯克利亚西纳也没有一点忧郁，尽管他总是周期性地产生绝望。罗贝尔讲述着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一些故事，那是二十年代的一些往事，勒诺瓦和朱利安跟他一起回忆着那些富有异国情调的时光。两个谁也不熟悉的美国军官在低哼着一支远东叙事曲，一位韦科女郎躺在长沙发上酣睡。尽管有着那一个个业已消失的悲剧和一个个即将降临的灾难，这个夜晚仍然不失为一个节日的夜晚。我可以肯定，这并非因为歌声和焰火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心中憋不住想笑，也想哭。

　　“咱们去看看外面的热闹！”我说，“然后再回来吃晚饭。”

　　大家兴高采烈，全都表示赞同。我们没费多大劲便到了协和广场那一站的地铁口，可想要进入广场，就是另一码子事了。台阶上人山人海，为了避免走散，我们彼此紧挽着胳膊。可正当我们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突然发生一阵骚动，来势如此凶猛，竟把我从罗贝尔的胳膊中冲了出来：只留下了我和亨利，背朝着我们本来打算去的香榭丽舍大街方向。人流挟裹着我们朝杜伊利宫涌去。

　　“不要硬想抵挡了。”亨利说，“我们等会儿反正都要到您家聚合。只有随着人流去了。”

　　在一片歌声、笑声中，我们涌到了歌剧院广场。广场披着红色的盛装，映着红色的灯火，整个儿一个红色的世界。这真让人有点心悸，若不小心，跌倒在地，那十有八九要被踩死，可这也令人心潮激荡。一切都还没有定局，过去不会再现，将来也捉摸不定，可是现在却一片辉煌，让我们空荡的脑袋、干渴的嘴巴和激烈跳动的心脏全都随着这辉煌的现在时刻而去吧。

　　“您不喝一杯吗？”亨利问道。

　　“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费尽周折，终于慢慢地在一条通向蒙马特尔的大街上摆脱了人群，来到了一家小酒店。小店里挤满了身着军装的美国人，他们哼着歌曲。亨利要了香槟酒，我又渴又累加之心头激动，因此而嗓子发干，一口气连喝了两杯。

　　“这是节日，是不是？”我说。

　　“当然是。”

　　我们友好地相互凝望。我与亨利呆在一起，感到心情舒畅，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俩之间隔着的人太多了，有罗贝尔、纳迪娜、波尔。可在这个夜晚，他在我眼里显得十分亲近，香槟酒也给了我几分勇气：

　　“您今天晚上好像并不开心。”

　　“开心。”他递给我一支烟。他确实显得闷闷不乐。“可我在纳闷，到底是谁到处放风，说《希望报》陷入困境，很可能是萨玛泽尔。”

　　“您不喜欢他吗？”我说，“我也一样。那些不戴假面具便不登场的虚伪家伙真叫人讨厌。”

　　“可是迪布勒伊倒很看重他。”亨利说。

　　“罗贝尔？他是认为他有所用处，但对他并无友情可言。”

　　“这又有什么区别？”亨利问道。

　　他的语调在我听来就如他的提问一样奇怪。“您想说什么意思？”

　　“眼下，迪布勒伊已经整个儿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去了，以致他对别人表示的友情的多少，要视其用处而定。”

　　“这可绝对不是实际情况。”我气愤地说。

　　他一副挪揄的神态看了我一眼。“我在揣摩，若我不把《希望报》向革命解放联合会敞开大门，他还会对我有何友情。”

　　“他会失望的。”我说，“出于种种原因，最终迫使您接受了，他显然会因为种种原因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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