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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


  读完这两封信后,热奈斯塔和贝纳西对视了片刻,一腔愁绪涌上他们的心头,但两人谁也没有向对方透露。

  “我寄出了这最后一封信,如您所见,我留下了信的草稿,如今它代表了我的全部欢乐,但这种欢乐已经毫无生气,”贝纳西接着说,“信寄出后,我便陷于无法形容的颓丧之中。世界上能将一个人和他的生存联结起来的纽带,本来就存在于这一纯洁的希望之中,而这个希望如今已经破灭。我必须向合法爱情的乐趣告别,让在我心灵深处跃动的慷慨想法寿终正寝。一个悔恨交加的心灵渴望得到美、善和正直,而今他的心愿被真正信教的人所拒绝。先生,最初,我思绪万千,脑子里产生出种种荒诞的想法;幸而,我出于对儿子的考虑,打消了那些念头。我感到我对儿子的关怀随着每一次不幸而增长,虽说他是造成这些不幸的根源,但他是无辜的,只有我应当引咎自责。儿子成了我全部的慰藉。我那年才三十四岁,还可以抱有堂堂正正地为国效劳的愿望。我决心成为一个名人,用我的光荣业绩或显赫的权势抹掉儿子出生上的污点。他使我产生了多少美好的感情!在我为他的前途做操心的那些日子里,他给了我多少生活的勇气!我难受极了,”贝纳西大声说。“十一年过去了,我至今还不敢回想那惨痛的年月……先生,这个孩子,我又把他失去了!”

  医生在此顿住,将脸埋在掌心里。当他稍微平静下来后,他把手拿开。热奈斯塔不无激动地发现主人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先生,平地惊雷般的打击,一开始便使我彻底垮了,”贝纳西继续说下去。“等我移居到有别于花花世界的另一块土地上之后,我才开始领悟到正确的道德观。我在我的不幸之中认出上帝的手也是后来的事;又过了些时候,我听从了他的教诲,采取了安于天命的态度。我的顺从不可能是突如其来的行动,我那激越的性格又恢复了活力;我将最后一股狂热消耗在最后一次风暴之中。我犹豫了很久,才选择了一个天主教徒唯一应作的决定。起初,我想自杀,上述一连串事件使我的心情悒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我冷静地选择了这个绝望的行动。我心想,当生命正在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主动离开它。我觉得,自寻短见是合乎天理的。巨痛给肉体带来折磨,悲痛也会在人的心灵上留下同样的创伤;那么,精神上饱受煎熬的聪明人如同发了回旋病①、撞死在一棵树上的绵羊,他也有权自戕身亡。心灵上的病症是否比肉体上的病症更容易治愈呢?我对此仍持怀疑态度。有些人始终抱有希望,另一些人则不抱任何希望,两者之间,我不知道哪一种人更懦怯。依我看,正如肉体病症使人寿终正寝,自杀只是精神病症的最后一次发作;可是,既然精神生活要服从人类意志的特殊规律,它的终止是否应和智力的表现协调一致呢?所以,杀人的不是手枪,而是思想。再者,正当我们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偶然事件会使我们突然死亡,难道不愿苟延残喘的人不该得到宽恕?然而,先生,我在那些忧伤的日子里所作的苦苦思索,将我带到了更高的境界。有一段时间,我对古代异教徒的伟大情感产生了共鸣。但我在其中为人类探求新的权利时却意识到:我能借助现代人的火炬,比古人更深入地开掘过去被简化为体系的各种问题。伊璧鸠鲁②允许自杀,这不就是对他的伦理观的补充吗?

  ①又名“脑包虫病”,“多头囊虫病”,由多头绦虫的幼虫侵入反刍动物脑内引起,多见于绵羊。病畜有呆立、打转等症状,逐渐瘦弱而死。

  ②伊璧鸠鲁(公元前341—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伦理观上,他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于避免痛苦,使身心安宁,怡然自得。

  “他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官能的享受;这个条件如果得不到满足,那么对于生龙活虎的人来说,返回没有生气的大自然长眠不起是甜蜜的,并可自行决定的。人类唯一的目的是幸福,或希望得到幸福。对于受苦的人,或丧失希望而受苦的人,死就成了一件好事;自愿去死,是受良知支配的最后一次行动。对这个行动,他既不夸耀,也不谴责;只举起祭巴克科斯①的酒爵说:死么,没什么可笑的,也没什么可哭的。芝诺和整个画廊派②规定斯多葛主义者应在某些情况下自杀,比起伊璧鸠鲁主义者来,他们更有道德,对义务说吃得更透。您听听芝诺是怎样论证的: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兽类,就在于他能独立自主地支配自身;要是你剥夺他决定生死的权利,你就使他成为人和事的奴隶。得到公认的生和死的权利,有效地平衡了自然界和社会上的一切苦难;同样的权利,如果给一个人,并让他在同胞身上行使,就会产生种种暴政。人类的力量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存在,除非人在行动中有绝对的自由。该不该逃避不可挽回的错误的可耻后果呢?庸人忍辱偷生,智者则服毒自尽;倘若痛风侵蚀了人的骨髓,癌症吞噬了他的颜面,还有没有必要和这些疾病争夺残年呢?智者认为时机已到,打发走江湖骗子,和见了他悲悲戚戚的朋友们诀别。当人们拿起武器抗击暴政时落入敌手,又该怎么办?降书降表早已写好,不是签字画押,就是引颈就戮。于是,蠢人引颈,怯者画押,聪明人则采取最后一个自由行动,自戕身亡。于是,这位斯多葛主义者喊道:‘自由的人哪,你们要学会保住你们的自由之身哪!你们别受情欲的约束,要为义务牺牲情欲;你们要摆脱同胞的制约,向他们挥舞刀剑或毒药,以免受他们的危害;你们要挣脱命运的羁绊,确定一个命运不再能控制你们的界限;你们别抱成见,莫把成见和义务混为一谈;你们要排除动物的恐惧心理,善于克服将那么多不幸者拴在生活锁链之上的粗俗的本能。我在古人带有哲理的连篇废话中理出这套论据以后,运用了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法则加以印证,于是我认为给这套论据加上了基督教的外形。上帝赋予我们自由意志,为的是有朝一日在他的法庭上审判我们,我心想:‘我一定上庭辩护!’然而,先生,这些论据迫使我考虑身后之事,于是我和以往已经动摇的信仰发生了冲突。一旦永恒对我们最最轻率的决定施加影响,人的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严重了。当这个念头用它强大的力量扰得人心绪不宁,使他感到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触及无限的浩渺意境时,事情就奇特地发生了变化。从这一观点出发,人生既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只要我在尘世间有所指望,只要我在某项社会事务中找到减轻痛苦的方法,铸成大错的感觉就不会促使我想到上苍。恋爱,献身于某位女子的幸福,充当一家之主,不就是为抵偿那些令我揪心的过失的需要而提供高贵的精神食粮吗?这种尝试失败了,那么为一个孩子牺牲自己,不还是一种赎罪吗?

  ①巴克科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②“画廊派”又名“斯多葛派”,公元前四世纪由希腊哲学家芝诺创立。因芝诺选择雅典的一条彩绘壁画的画廊,在它的大柱旁讲学,故得“画廊派”之称。该学派早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晚期则蜕化为宗教唯心主义派别,宣扬宿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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