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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于才智或心灵美好的畸形人打扮起来趣味高雅。他们要么穿着朴素,懂得他们的魅力全在精神方面,要么善于用细节上的优雅来转移人的目光和全部注意力,令人忘记他们身材的不匀称。这女子不仅心胸宽厚,而且以预示天使聪慧的本能爱着巴尔塔扎尔-克拉埃。她在比利时一个最显赫的世家长大,如果她还没有审美力,她也会在家中养成的;但不断取悦她所爱男子的愿望把她点醒,她穿得漂漂亮亮,而优雅的风度并没有和两处先天性的畸形不协调。况且短上衣只在肩膀处露出毛病,她的一只肩膀明显地比另一只厚。她隔窗望望内庭,又望望花园,仿佛想知道她是否单独和巴尔塔扎尔在一起,她朝他投去弗朗德勒女子特有的百依百顺的目光,因为爱情早已在他们中间驱除了西班牙大贵人的骄傲,她柔声对他说:“巴尔塔扎尔,你非常忙吗?……已经有三十三个星期天你没去望弥撒和做晚祷了。”

  克拉埃没有回答;妻子低下头,双手合十等待着,她知道这沉默表示的不是鄙夷和轻蔑,而是难以摆脱的全神贯注。巴尔塔扎尔是那种在内心深处长久保持青春温情的人。向一个自惭形秽的女子表述一点点伤人的思想,他会觉得自己犯了大罪。在男人们当中,也许只有他知道一句话,一个眼色可以勾销多年的幸福,并且由于和一贯的温柔形成强烈对照而更加残忍。因为在幸福中出现不协调时感到的痛苦,甚于在不幸中遇到享乐时感到的乐趣,这是我们的天性使然。片刻之后,巴尔塔扎尔好象醒了过来,急急环顾四周,说道:

  “晚祷?啊!孩子们去做晚祷了。”他走了几步朝花园望去,花园中到处盛开着艳丽的郁金香;他突然停下脚步,仿佛撞上了一堵墙,大声说道:“为什么它们不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化合呢?”

  “难道他疯了不成?”妻子惊恐万分地想。

  为了给这个局面引出的一幕增添趣味,有必要对巴尔塔扎尔·克拉埃和德·卡萨-雷阿尔公爵的孙女以往的生活作一番回顾。

  一七八三年前后,巴尔塔扎尔·克拉埃-莫利纳·德·努罗先生时年二十二岁,在法国称得上是个美男子。他来到巴黎完成教育,在德·哀格蒙特夫人、德·豪亨伯爵、德·阿伦贝尔亲王、西班牙大使德·爱尔维修、原籍比利时的法国人,或来自该国、靠出身或财产跻身于当年各领风骚的权贵之列的那些人的社交圈子里,他养成了高雅的举止。这些人中有小克拉埃的亲戚和朋友,他们在上流社会日趋衰败时把他引进了这个社会;但是他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首先引诱他的不是虚荣,而是荣耀和科学。他与学者们过从甚密,尤其是拉瓦锡①,后者当时引起公众的注目,倒并非由于他在化学上的发现,而是作为包税人拥有的万贯家产;但后来大化学家将使人们忘记那个小包税人。

  ①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

  巴尔塔扎尔迷恋拉瓦锡致力于研究的科学,成为他最热情的门生;但是他年轻,象爱尔维修一样英俊,巴黎女子不久便教会他专门酿造才智和爱情。虽然他学习勤奋,受到拉瓦锡的夸奖,但他撇下自己的老师去听女老师们讲授风雅的学问,年轻人都在她们身边上完最后几节礼仪课,修身养性,顺从上流社会的习俗,而在欧洲,上流社会组成同一个家庭。令人陶醉的成功梦做得不长;巴尔塔扎尔呼吸了巴黎的空气后离开了,巴黎的空虚生活令他疲倦,这种生活既不适合他炽热的灵魂,又不适合他那颗多情的心。一提到弗朗德勒他便回想起家庭生活是那样甜蜜,那样宁静,在他看来更适合他的性格和勃勃雄心。巴黎任何一间客厅的包金饰物都没有抹去他度过幸福童年的棕色会客室和小花园的旋律。要呆在巴黎必须既无家园又无祖国。巴黎是世界主义者或以四海为家、不断用科学、艺术或权力的臂膀拥抱世界的人的都市。弗朗德勒的孩子回到了杜埃,如同拉封丹的鸽子飞回了窝。①他在盖扬节那天回来,快活得直掉眼泪。盖扬,这个带迷信色彩的全城幸福的象征,这个在弗朗德勒人回忆中的胜利的见证,是在他家移居杜埃时进入该城的。

  ①指拉封丹的寓言《两只鸽子》。

  父母去世后克拉埃公馆冷冷清清,他为丧事忙了一阵。最初的痛楚过去以后,他感到了结婚的需要,以便使一切宗教重新给予他的幸福生活至臻美满;他想遵照成家立业的习惯做法,和先祖一样到根特、布鲁日、安特卫普找一个妻子;但他在这些地方遇到的女子没有一个称他的心。他对于婚姻大概有些特别的想法,因为他从年轻时起就受到不随大流的指责。一天,他在根特的一位亲戚家里听人讲起一位布鲁塞尔的小姐,她引起了颇为热烈的争论。有些人觉得德·唐南克小姐的缺陷令她的美貌黯然失色;另一些人认为她尽管有缺点却十全十美。巴尔塔扎尔·克拉埃的老表兄对宾客们说,如果他还能结婚的话,不管她美不美,为了她的心肠他也要娶她;他叙述她如何刚刚放弃了父母的遗产,以便给她弟弟结一桩不辱门楣的亲事。她不顾自己的幸福,宁肯要弟弟幸福,为他牺牲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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