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言(25)_阿特伍德

二五

　　“但损失了一个珍珠女孩，”我说，“阿德丽安娜嬷嬷。”

　　“出了什么事？”伊丽莎白嬷嬷问道。

　　“我们还在等报告。”

　　“我们要为她的灵魂祷告，”伊丽莎白嬷嬷说，“那么，萨丽嬷嬷呢？”

　　“我相信她是安全的。”

　　“宜应称颂。”

　　“确实，”我说，“还有个坏消息：我们已经发现我方防线上有漏洞。那两个‘五月天’的特工肯定有内应：基列国内有叛徒在帮助他们，有人在给他们传递情报，从这儿到那儿——把我们的安保措施，甚至我方在加拿大境内的特工和志愿者的消息透露给他们。”

　　“谁会做那种事？”维达拉嬷嬷说道，“这是叛国叛教！”

　　“眼目们正在查，”我说，“所以，如果你们注意到任何疑点——任何事，任何人，甚至包括阿杜瓦堂的人——就向我汇报。”

　　这时有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她们面面相觑。阿杜瓦堂的人也包括她们三人。

　　“噢，肯定不会的，”海伦娜嬷嬷说，“想想那会给我们带来何等的耻辱！”

　　“阿杜瓦堂是无懈可击的。”伊丽莎白嬷嬷说。

　　“但人心难测啊。”维达拉嬷嬷说。

　　“我们要有更高的觉悟，”我说，“还有就是，你们干得太漂亮了。快告诉我，你们是怎么搞定贵格教徒和那些人的。”

　　我在记录，在记录；但我时常害怕事情是记不完的。我一直用的黑色绘图墨水快用完了，很快就要换蓝色墨水了。从维达拉学校的配给里调瓶墨水来用应该不算难：她们在学校里有绘画课。我们嬷嬷以前可以通过灰市买到圆珠笔，但现在不行了：我们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的供应商侥幸逃脱了太多次，终于还是被逮捕了。

　　我上一次跟你讲到深色窗玻璃的厢式货车——不，往前翻一页后，我发现已经到体育馆了。

　　一下车，我和安妮塔就被推搡着往右走，融入了一群女人中间。我说“一群”，是因为我们就像成群的牛羊般被赶着走。这一大群女人如同走进了漏斗，被赶到露天看台的特定区域：那个区域用犯罪现场专用的黄色胶带围了起来。我们这群差不多有四十人。都坐好了之后，我们的手铐就被撤走了。我估计，他们是需要手铐去铐别人。

　　安妮塔和我相邻而坐。我左边的陌生女人说她是个律师；安妮塔的右边也是个律师。坐在我们后面的是四个法官；坐在我们前面的也是四个法官。我们所有人都是法官或律师。

　　“他们肯定是按照职业把我们分类的。”安妮塔说。

　　确实如此。趁守卫没注意的时候，我们这排尽头的女人隔着走廊和邻近座位区的女人搭上了话。那边都是医生。

　　我们没有吃午餐，因为没人给我们吃的。随后的数小时里，不断地有货车抵达，卸下一车被迫无奈的女乘客。

　　这些女人里，没有一个是你们所谓的年轻人。中年职业女性，穿套装，发型精致。但都没有带包：他们不允许我们带随身物品。所以，没有梳子，没有口红，没有镜子，没有小包润喉糖，没有一次性湿巾。没了那些小玩意儿，你竟会有种赤身裸体的感觉，实在令人惊讶。更确切地说，是曾经会有那种感觉。

　　太阳变得火辣辣的：我们没有遮阳帽，也没有防晒霜，我想象得出来，太阳下山后，我肯定会有一大片红肿的晒伤。好歹座位有椅背。假如我们坐在那儿消遣，未必会觉得那种椅子不舒服。但别说消遣了，我们连起身伸展一下都不被允许：一站起来就会有人冲你吼。坐着不动势必乏味，屁股、后背和大腿肌肉酸痛。这些是不足挂齿的小疼小痛，但也是痛。

　　为了打发时间，我暗自骂自己。愚蠢，愚蠢，愚蠢：我竟会相信关于生命、解放、民主和个体自由的那一切空话，在法律院校里浸淫其中，不加怀疑。这些是永恒的真理，我们应永远加以捍卫。我始终依赖着这些信念，俨如信赖一则魔咒。

　　我对自己说：你一直自诩为务实派，那就面对现实吧。政变已爆发，就在美利坚合众国，就像过去在很多国家发生过的那样。任何武装夺权的政变爆发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镇压反对派。反对派总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主导，所以，有文化的人将被第一批消灭。你是个法官，不管你怎么想，反正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你就是他们的眼中钉。

　　年轻时，我做了很多别人都以为不可能办到的事。我们家族里没有人上过大学，他们都鄙视我，我靠奖学金、打各种脏乱差的夜班工读完了学位。那种经历磨练了你，让你变得顽强。只要找到一线生机，就决不能眼看着自己被消灭。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在大学里接受的一切斯文、精良的教育都没有用。我得重新变为当年那个顽强的底层社会的小孩，那个坚忍不拔的打工妹，那个聪明绝顶的优等生，那个处心积虑往上爬的职业女性——我就是这样爬到社会顶层的，坐上了刚刚被罢免的那个职位。只要让我找到可乘之机，我就会抓紧时运。

　　过去我就曾被逼入死角。但我赢了。我就是这么对自己说的。

　　下午过半，他们三人一组给我们发了瓶装水：一人抱着箱装水，一人取出发放，还有一人持枪护送，以免我们突然跳起来、冲出去、咬人、打人，好像我们是鳄鱼。

　　“你们不能把我们羁押在这里！”有个女人说道，“我们没有犯任何错！”

　　“上头不允许我们和你们讲话。”发水的男人说。

　　谁都不可以去厕所。尿流出现了，沿着露天看台流向球场。我心想，这种手段明摆着是要羞辱我们，击垮我们的抵抗心；但到底要抵抗什么呢？我们不是间谍，没有掌握什么机密，我们也不是敌方军队里的士兵。还是说，我们确实是？如果我深深看进某个男人的眼底，同样凝视着我的会是个人类吗？如果不是，那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俨如被那些人关进了畜栏，我尽量待在原地不动。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他们希望如何达到目的？

　　下午四点，他们准备了精彩表演赏给我们看。二十个体型、年龄各异，但都穿着职业装的女人被领到球场中央。我说“被领”是因为她们的眼睛都被蒙上了，双手都铐在身前。她们被分成两排，每排十人。第一排被迫蹲下，好像要拍集体照。

　　有个穿黑色制服的男人手持话筒做演说，他讲到罪人的行径都被神圣天眼一览无遗，正是其罪孽将她们暴露于天下。所有的守卫和侍从一起发出附和的声音：嗯嗯嗯……仿佛启动的引擎振动不已。

　　“上帝必胜。”演讲者最后说道。

　　随后响起男中音一起念出的“阿门”。接着，把蒙眼的女人们押送进场的男人们举枪射击。他们瞄得挺准，那些女人全部倒地。

　　我们这些坐在看台上的女人们全都发出哀叹。我听到有人尖叫，有人抽泣。有些女人跳起来，大声呼喊——我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但她们的后脑勺立刻会被枪托砸到，喊声即刻中断。不需要再打：一击足矣。还是那句话，他们瞄得挺准：这些男人训练有素。

　　我们可以看，但不可以出声：他们传达的意思简单明了。但为什么呢？如果他们要把我们斩尽杀绝，为什么还要演这出？

　　日落后，分发了三明治，每人一只。我领到的是鸡蛋三明治。我要羞愧地承认，自己是带着欣喜之情狼吞虎咽的。远处传来几声干呕的声响，但在这种情形下，只有那么几声反倒令人讶异。

　　吃完三明治后，他们要我们站起来。接着列队而出，一排接一排——整个过程安静得近乎诡异，而且极有秩序——我们被引到看台下面的衣帽间及其外面的走廊里。我们就将在那儿过夜。

　　没有任何寝具：床垫和枕头都没有，但至少有厕所，虽然已污浊得不像话了。没有守卫阻止我们交谈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我们凭什么认为没人在监听我们了。但到了那时，我们之中已没有谁还能理智地思考。

　　灯都开着，还算仁慈。

　　不，那不是仁慈。只是为了让那些人更便利地掌控局面。在那个地方，仁慈这种品质无法发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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