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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我会走到窗边,看她出门采购的背影,看她走过我们家的花园,走上通向大门口的小径。然后,我就脱掉鞋子,踮起脚尖,顺着走廊偷偷走进她的房间:在三楼,这栋房子的最后头。那是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内有洗手间。房间里铺着一块毛边小地毯;墙上挂了一张原本属于塔比莎的画:花瓶里插着一束蓝色的花。

  我猜想,继母把照片挂在这里是为了眼不见为净,因为她要把这个家里能让她的新婚丈夫想起前妻的所有东西都清除掉。宝拉不是大张旗鼓地做这件事的,而是做得很含蓄——每一次只挪走或扔掉一样东西——但我明白她打的什么主意。这让我又多了一个理由讨厌她。

  为什么要掩饰?我已经不需要讲漂亮话了。我不只是讨厌她,我恨她。憎恨是一种极端恶劣的情绪,因为憎恨会让灵魂凝固——埃斯蒂嬷嬷教过我们的——我当然不会自豪地承认这一点,还曾为此祷告,希望得到宽恕,但憎恨确实是我的真实感受。

  我一进入使女的房间就会轻轻地关上门,然后四下打量。她究竟是谁?如果,万一,她就是我失踪的亲生母亲呢?我知道这纯属假说,但我很孤独;我愿意去想:如果这是真的会怎样。我们会扑进对方的怀里,拥抱彼此,因能再次团聚而无比幸福……但之后呢?对于之后会发生的事,我没什么概念,但有个模模糊糊的感觉:肯定不会有好事。

  奥芙凯尔的房间里没有任何线索能显示她的真实情况。她的几条红裙子按照顺序挂在衣橱里,纯白色的内衣、麻袋式的睡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搁板上。她还有一双外出穿的步行鞋,一件备用的斗篷和白帽子。她有一把红色手柄的牙刷。她来的时候带了一只手提箱,能把这些东西都装进去,但现在是空的。

  17

  我们的使女终于怀上了。在别人告诉我之前我就发现了,因为马大们不再像可怜一条流浪狗那样容忍她,而是忙东忙西地为她备起大餐来,还在她的早餐托盘上放了插好鲜花的小花瓶。因为我对她很关注,所以尽可能留意这类细节。

  当马大们以为我不在厨房的时候,我会偷听她们兴奋地说些什么,但没法全都听清楚。当我待在她们身边时,泽拉会常常独自微笑,薇拉会放低粗哑的嗓音,像在教堂里那样。就连罗莎也会露出沾沾自喜的表情,好像刚刚吃了一只特别好吃的橘子,却不打算跟任何人说。

  至于宝拉,我的继母,她可是容光焕发。我们共处一室时,她对我的态度也好些了,但这种机会不多,因为我能躲就躲。我赶在她们催促我去上学之前冲到厨房抓上早餐就走,吃晚餐时尽快吃完离席,就说要去做作业:要么是几片点绣或编织或缝制的活儿,要么是要画完一张素描或水彩画。宝拉从不反对:我不想看到她,但她更不想看到我。

  “奥芙凯尔怀孕了,是不是?”有天早上我问泽拉。我试着用一种随便问问的口吻,以免我搞错了。泽拉倒是完全没想到。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

  “我又不瞎。”我的语气里透着傲慢,肯定挺让人恼火的。我就是在青春期嘛。

  “我们不该谈论这件事,”泽拉说,“得等到三个足月。头三个月是危险期。”

  “为什么?”我问。毕竟,我根本不懂这些事,只看过鼻涕长流的维达拉嬷嬷放的胎儿的幻灯片。

  “因为如果是个非正常婴儿,那就差不多……差不多会在那时候早产下来,”泽拉说,“就会死。”我知道非正常婴儿:学校里没教,但大家私下议论过。据说有许多非正常婴儿。贝卡家的使女生过一个女婴:生下来就没有脑子。可怜的贝卡非常难过,因为她想要个妹妹。“我们会为它祈祷的。为她。”那时,泽拉这样说过。我注意到她用的是“它”。

  宝拉想必放出了风声,其他大主教夫人们多半已知晓奥芙凯尔怀孕了,说来好笑,因为我在学校里的地位陡然再次上升。舒拉蜜和贝卡都像以前那样想博得我的注意力,别的女生也会顺从我,好像我的头顶有了一道无形的光环。

  即将到来的宝宝会给相关的每个人带去光彩。我们家仿佛被一团金光笼罩,随着时间推移,那光芒也越来越亮,金光闪闪。满三个月时,我们在厨房里举办了一次非正式的派对,泽拉做了一只蛋糕。至于奥芙凯尔,就我从她脸上瞥见的而言,她并没流露出太多欢欣或轻松的表情。

  在这场不事张扬的欢庆派对里,我自己俨如一团黑云。奥芙凯尔体内的这个无名胎儿夺走了所有人的爱:好像没剩下一星半点儿可以给我。我感到特别孤独。我还嫉妒:这个宝宝会有一个母亲,但我永远不会有了。就连马大们都离我而去,迎向奥芙凯尔的肚子散发的光芒。我羞于承认——竟然嫉妒一个婴儿!——但这是事实。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我本来不想说的,还是忘了好,但这件事对我马上要做出的抉择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我长大了,也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因而明白了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件事或许没那么重要,但我当时只是生活在基列的小女孩,从没见过这种场面,所以,对我而言,这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恰恰相反:恐怖极了。而且很羞耻:假如你遇到这么可耻的事,耻辱就会黏到你身上。你会感到被玷污了。

  起因很简单:我得去牙医诊所做每年一度的牙齿检查。牙医就是贝卡的爸爸,我们都叫他格鲁夫医生。薇拉说他是最棒的牙医,所有最高层的大主教及其家人都找他看牙齿。他的诊所在福安健康局里,那栋楼里全是医生和牙医的诊所。健康局的外墙上有一幅画:画的是一颗微笑的心和一颗微笑的牙齿。

  以前总会有个马大陪我去看医生或牙医,然后坐在候诊室等我,塔比莎不曾解释为什么这样安排才算妥当,但宝拉说可以让护卫开车送我去诊所,再派个马大陪我去就太浪费时间了,因为即将发生的事——她指的是孩子——有太多家务事需要提前置备。

  我不介意。实际上,独自去反而会让我觉得很像大人。我们家的护卫开车,我在后座坐得笔挺。然后我走进健康局,摁下贴了三颗小牙齿标志的电梯按钮,上了正确的楼层,找到了正确的房间,坐进候诊室,看着挂在墙上的一些透明的牙齿的照片。轮到我了,我就照着牙医助理威廉姆先生说的走进内室,在牙医专用椅里坐好。格鲁夫医生进来了,威廉姆先生把我的病历卡拿进来后就出去了,关上门,格鲁夫医生看了看我的病历,问我的牙齿有什么问题,我说没有。

  他用探针在我嘴里探了一圈,和往常一样,用小镜子看了看牙齿背面。和往常一样,我看得到他的眼睛,很近,在我的上方,被他的眼镜放大了——蓝色的瞳孔,有血丝,皱纹累累的眼皮——还要在他呼气时尽量屏住呼吸,因为他有口臭——和往常一样——有洋葱味儿。他是个中年男人,五官毫无特色。

  他扯下有弹性的白色医用手套,在水槽里洗了手,水槽在我背后。

  他说:“完美的牙齿。漂亮。”接着又说:“你都长成大姑娘了,艾格尼丝。”

  之后,他把手放到了我很小、但已在发育的胸部。那是夏天,所以我穿的是夏季校服,粉色的,用很薄的纯棉布做的。

  我吓呆了,一动不敢动。所以,那些关于男人有狂暴、凶猛的冲动的说法竟是千真万确的,我只是坐在牙医专用椅上就引发了冲动。我快尴尬死了——我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所以只能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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