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109)_阿特伍德

一〇九

　　§头上冒火的人

　　昨天晚上，我临睡前吃了一片医生给开的安眠药。我很快就睡着了，但接着就做起梦来，而且和没吃药做的梦差不多。

　　我站在阿维隆庄园的码头上，河里绿莹莹的碎冰块涌来涌去，像铃铛般丁当作响。我没穿冬装——只穿了一件连衣裙，上面印着斑斓的蝴蝶。我还戴着一顶塑料花做的帽子，颜色绚丽——一种茄红色，红得发紫，令人厌恶——里面还装有发亮的小灯泡。

　　我的帽子在哪儿？劳拉用五岁孩子的稚嫩嗓音问道。我低下头来看她，但一下子我们都不再是孩子了。劳拉变老了，跟我一样；她的眼睛变成了两颗小小的葡萄干。这太可怕了，我一下子醒了。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我等到心里不再扑腾了，摸索着走到楼下，为自己热了一杯牛奶。我早就应该明白，靠吃药是不行的。睡个好觉可不是花点小钱就能买到的。

　　我接着上回说下去。

　　从“玛丽女王”号下船后，我们这一家子在纽约逗留了三天。理查德说，他有些生意上的事要了结，其他人则可以四处游览一下。

　　劳拉不想去看罗基特舞蹈队的表演，又懒得爬上自由女神像的顶端或帝国大厦。她对购物也没有兴趣。她说，她只想四处走走，看看街景。理查德说，她孤身一人去逛街太危险了。于是，我只好陪她去。她并不是一个活跃的游伴——但要比陪威妮弗蕾德强得多；后者则太活跃了，直到折腾不动才肯罢休。

　　随后，我们在多伦多又待了几周；理查德在这段时间里把生意的事办完了。然后，我们动身去阿维隆庄园。理查德说，我们要坐船去。听他的口气，阿维隆庄园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乘船去玩；他十分乐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来满足我们的兴致。说得更好听一点，是让我们高兴——让我高兴，也让劳拉高兴。

　　在我看来，他现在似乎把劳拉看作是一个谜，沉下心来要破解这个谜。我发现他偶尔会盯着她看，那种专注的神情就像在看股市专栏——寻找控制、扭转、切入的机会。照他的人生观来看，世上什么事都可以控制或扭转。不行的话，就用钱来解决。他想控制劳拉，把劳拉的脖子踩在自己的脚下，不管能踩住多少。然而，劳拉并没有那种可以供他踩的脖子。所以，每次他把一只脚抬得高高的想踩下去时，都被她躲开了，就像电影中的捕熊猎人摆好架势而狗熊却眨眼不见了。

　　劳拉是怎样对付他的呢？她不再同他直接对抗；到这个时候，她已经避免同他发生正面冲突。当他冲上来时，她就往后退，然后突然抽身，闪他一个踉跄。每次他向她猛扑过来，想抓住她，每次都抓个空。

　　他想要的就是让她接受他，甚至佩服他，或者仅仅是感激他，诸如此类。如果换了别的女孩，他早就施以小恩小惠了：一条珍珠项链、一件开司米羊毛衫之类——十六岁的少女们梦寐以求的东西。然而，他知道劳拉是不会上钩的。

　　我认为，他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永远也猜不透她的心思。她不为金钱所动，对他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屑一顾。不论同任何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意志力比赛，我都看好劳拉。她的性格倔犟得像头骡子。

　　有机会能在阿维隆庄园多待上一段时间，我想她一定求之不得——她曾经那么不愿意离开那里。然而，当我们提到这个计划时，她似乎无动于衷。她不愿意为任何事感激理查德；或者说，我的感觉是如此。她只说了一句话：“至少，我们能见到瑞妮了。”

　　“我遗憾地告诉你们，瑞妮不再在我们家干了，”理查德说，“她被解雇了。”

　　这是几时的事？是刚才，还是一个月，还是几个月前？理查德含糊其词。他说，瑞妮的丈夫很成问题——他一直在酗酒。因此，任何一个明事理的人都看得出来，房子的修缮工作拖了时间，搞得难以令人满意。理查德不会花大钱养懒汉，养一个只会唯唯诺诺的人。

　　“他是存心不想让她和我们待在一起，”劳拉说道，“他知道瑞妮站在我们一边。”

　　我们在阿维隆庄园的主屋里转悠。房子好像缩水了；家具上蒙着布，落满灰尘。还剩下些什么家具呢？一些大件及颜色较深的早已搬走了——我猜准是理查德吩咐这么做的。我想象得出威妮弗蕾德会说，没有人会喜欢天天看到做工笨拙的橱柜，而且上面雕刻的葡萄一点也不像。那些皮封面的书籍目前还摆在书房里。不过，我有一种预感，那些书在那里也摆不了多久了。祖父本杰明和历届首相的合影也被拿掉了；一定是有人——准是理查德——看出了他们的不太清晰的面孔。

　　阿维隆庄园以前给人的感觉是稳如山岳，牢不可摧——就像一块巨大的磐石砰地砸在时间的溪流当中，岿然不动。然而，现在它是千疮百孔、寒伧破败、岌岌可危，再也没有那种堂皇富贵的气派了。

　　威妮弗蕾德说，这地方一片狼藉，满是尘埃，厨房里老鼠成灾。她看到了老鼠屎和一种名叫蠹鱼的小虫。那天，穆加特罗伊德夫妇坐火车来迟了，一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新用人。好了，很快一切都会变得井井有条，当然那条船除外（她说着，噗嗤一笑）——她指的是“水妖”号。理查德此时正在船库里检查那条船。关于船体的整新工作——刮磨和重漆——原归瑞妮和罗恩·欣克斯负责，但这件事又未完成。威妮弗蕾德不明白理查德要拿那条破船干什么。如果理查德真想玩船的话，他应该砸了那条老牛般的破船，去买条新的。

　　“我想，他认为那条船具有情感上的纪念意义，”我说，“我的意思是说，这是对我们而言——我和劳拉。”

　　“是吗？”威妮弗蕾德说道，脸上露出她那促狭的微笑。

　　“不，”劳拉说，“怎么会呢？父亲从来没带我们上过那条船。只有卡莉·菲茨西蒙斯带我们上去过。”我们坐在餐厅里；那张长餐桌还在，真是万幸。我心里在想：不知理查德——或者说威妮弗蕾德——会如何处理玻璃彩画上的圆桌骑士特里斯坦与情人伊索尔特以及他们过时的浪漫故事。

　　“卡莉·菲茨西蒙斯来过父亲的葬礼现场。”劳拉说。此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威妮弗蕾德已上楼进行她所谓的美容休息去了。她把蘸有金缕梅酊剂的小棉垫敷在眼皮上，再把一种价格不菲的绿泥化妆品抹到脸上。

　　“噢？你没告诉过我。”

　　“我忘了。瑞妮对她非常生气。”

　　“就因为她来葬礼现场？”

　　“是因为她没早点来。瑞妮对她态度够凶的。她说：‘你整整晚了一个小时，真是昏头了。’”

　　“但她讨厌卡莉！卡莉每次来住在这里，她总是觉得讨厌！在她眼里，卡莉是个荡妇！”

　　“要我说，她还不配做瑞妮所说的荡妇。她怕麻烦，没有尽到责任。”

　　“没有尽到荡妇的责任？”

　　“噢，瑞妮认为她陪父亲应该陪到底。至少，当父亲面临重重困难时，她应该在他身边，帮他减轻点烦恼。”

　　“这都是瑞妮说的吗？”

　　“不完全是，但你可以从她的意思里猜出来。”

　　“卡莉有什么反应？”

　　“她装着没听懂。然后，她像参加葬礼的其他人一样，哭了一番，而且还说谎话。”

　　“什么谎话？”我问道。

　　“她说，即使她同父亲的政治观点有时不一致，父亲也是个大大的好人。瑞妮说政治观点全是狗屁，不过是在她背后说的。”

　　“我认为父亲努力过，”我说，“我指的是做个好人。”

　　“不过，他努力得不够，”劳拉说道，“难道你不记得他说过的话了吗？他说，母亲把我们俩都撂给他了，好像我们是一种累赘似的。”

　　“他已经尽力了。”我说。

　　“还记得那年圣诞节他扮成圣诞老人的事吗？那时母亲还没过世，我刚满五岁。”

　　“记得，”我说道，“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尽力了。”

　　“我讨厌，”劳拉说，“我就是讨厌那种一惊一乍的事。”

　　我记得，当时大人吩咐我们在外面的衣帽间里等着。大厅的双开玻璃门里面挂着薄纱的门帘。我们看不到正方形前厅里的情况：里面有个老式的壁炉，圣诞树就竖在那里。我们在衣帽间的长靠背椅上坐着，椅子后面有块长方形大镜子。大衣都挂在那一排长衣帽架上——父亲的大衣、母亲的大衣，上方还有帽子；母亲的帽子上插着大羽毛，父亲的插着小羽毛。坐在那里，我们闻到了橡胶套鞋味、前楼梯扶手上的花环飘来的松脂和雪松的清香味，以及地板受热发出的地板蜡味。炉火烧得正旺：暖气汀发出嘶嘶、咔咔的声音。从窗下吹来一股冷风；外面下雪了，真令人兴奋。

　　衣帽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孤灯，灯上罩着一只黄色的丝绸灯罩。玻璃门上映出了我们的影子：漂亮的蓝丝绒连衫裙，衣领上镶着花边；白皙的脸庞；浅色的头发，中间一分为二；两手交叉着放在大腿上。还有我们的白短袜，以及我们的黑皮鞋。父母一向教导我们，坐着时要双脚盘在一起——不能膝盖压着膝盖——我们就是这么坐的。我们身后上方的那面镜子，看上去就像我们头上长出来的一个玻璃泡泡。我可以听见我们自己的呼吸声，焦急等待的呼吸声。然而，它听上去却像别人在呼吸——一个高大的隐身人，正躲在挂着的大衣里面。

　　突然，双开门呼地一下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个红衣巨人，高高地矗立在那里。他身后是漆黑的夜色，还有一团耀眼的火焰。他脸上蒙着一层白烟，头上冒着火。他张开双臂，摇晃着向前走来，嘴里发出“呜呜”的叫声，或者说是吼声。

　　当时我一下子吓蒙了，但我毕竟大了，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吼声实际上是笑声。那是父亲在扮演圣诞老人，身上也没燃烧——只是他身后的圣诞树亮了，他头上则戴着一圈点燃的蜡烛。他身上倒穿着一件红缎子睡衣，而胡子则是用棉条做的。

　　母亲常说父亲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他不知道，对别人来说，他是多么巨大。他不会知道自己看起来会有多么吓人。他真把劳拉给吓坏了。

　　“你拼命叫啊，叫啊，”我说，“你当时不知道他是在演戏。”

　　“比这还要糟，”劳拉说道，“我当时认为，他平时倒是在演戏。”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这才是他的真实面目，”劳拉耐心地说，“在外表下面，他的内心在燃烧。一直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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