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108)_阿特伍德

一〇八

　　“你没在上面签字？”她拿出来一扎信件。我一眼认出了那些便条纸，确实是我的。我翻了一下：便条不是我写的，却签着我的名字。

　　“我明白了。”我一面说，一面收起我的狼獾皮镶边大衣和手提包。“我得找劳拉好好谈谈。谢谢你的接待。”我握了握她的手指头。不言而喻，劳拉不得不退学了。

　　“我们确实尽力了。”可怜的女人说道。她简直要哭出来了。这又是一个“暴力小姐”——一个雇来的教书匠，心有余而力不足。她不是劳拉的对手。

　　那天晚上，理查德问起我同校长见面的情况。我告诉他，劳拉把全班都搞乱套了。

　　他非但没生气，似乎还挺高兴，简直有点佩服她。他还夸劳拉有股子骨气。他说，适度的反叛是一种有魄力的表现。他说，他自己就不喜欢上学，常常让老师下不了台。我并不认为这是劳拉的动机，但我没有说出口。

　　我没有向他提起伪造医生便条的事，那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同老师捣乱是一码事，逃学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这多少算是一种不良行为。

　　“你不该仿冒我的字迹。”我私下对劳拉说道。

　　“我无法仿冒理查德的字迹。他的字和我们的太不一样了。你的要容易多了。”

　　“字迹可是私人的东西。仿冒别人的字迹就等于偷窃。”

　　她看上去确实有点懊恼，只是一会儿。“对不起。我不是偷，而是借。我原以为你不会介意的。”

　　“我真猜不透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从来没要求把我送到那所学校去，”劳拉说，“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他们不把我当回事。他们不是正经人。如果让我一直呆在那里，我真会闹病的。”

　　“当你不上课时，”我问道，“你在干些什么呢？你都到哪里去了？”我担心她会去同什么人约会——同一个男人约会。她已经快到那个年龄了。

　　“噢，哪儿都去，”劳拉回答说，“我去闹市区，或者在公园之类的地方坐坐，或者只是在街上溜达。有两次我还看到你了，但你没看见我。我猜你是去购物吧。”我顿时觉得体内的血往上涌，接着胸口发闷；我感到恐慌，似乎有一只手在捏我的心。我看上去一定脸色苍白。

　　“你怎么啦？”劳拉问道，“不舒服吗？”

　　那年五月，我们坐“贝伦加丽娅”号班轮越洋到达英国，然后乘“玛丽女王”号回纽约。“女王”号是当时有史以来所建造的最大的、最豪华的远洋游轮，这在各种旅游指南中均有介绍。理查德说，这次是它的处女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威妮弗蕾德同我们一起前往。劳拉也去。理查德说，这样的远航对她会大有益处的。自从她突然离开学校以来，她一直面容憔悴、身体瘦弱，又无所事事。这次旅行对她将是一次教育——对她这样的女孩尤其有用。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撇下她不管。

　　公众不可能了解“玛丽女王”号的全部情况。关于这艘游轮的文字描绘和图片宣传十分诱人；船上的装饰也是富丽堂皇——装有条形灯光，船壁上有塑料贴面，还有带凹槽的柱子和枫树球——处处金碧辉煌。然而，它在大洋上航行起来却像猪打滚一般。此外，站在二等舱的甲板上俯视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等舱甲板的情况。因此，你若在一等舱甲板上散步，二等舱甲板的栏杆边就会挤满了穷小子，傻乎乎地盯着你看。

　　出海第一天我有点晕船，后来就好了。船上舞会很多。那时我已经学会了跳舞，跳得还算可以，但不能说太好。（干什么都别干得太好，威妮弗蕾德说，别人会认为你想出风头。）我没有陪理查德跳舞，而是陪他引见给我的人跳——那些都是他在生意场上结识的人。艾丽丝就交给你们了，他会对这些人说，同时拍拍他们的胳膊。有时，他会同别的女人跳舞——他认识的那些人的妻子。有时，他也会到外面去抽支烟，或者在甲板上逛一圈，或者他随口说去干什么什么。可是，我却觉得他心里不痛快，或者生闷气。有时，我一个小时看不到他的影子。他回来后，坐到我们的桌子旁，看着我翩翩起舞，而我则在寻思他坐下来有多久了。

　　我断定他心里不高兴，因为这次旅行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值。在船上的韦兰德烤肉铺，他订不到他要的晚餐。他也没有见到想要见的那些人。在他那一亩三分地里，他可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但在“玛丽女王”号上他只能算个无名小卒。威妮弗蕾德也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她那股子活跃劲儿完全没用。有好几次，我见她凑上去同别的女人搭讪，结果没人理她。后来，她只有灰溜溜地回到她所谓的“我们的圈子”里来，还生怕别人看到。

　　劳拉不去跳舞。她不会，也没兴趣；毕竟她还太小。吃过晚饭，她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舱里；她说她要看书。到了航程的第三天，吃早饭的时候，她的眼睛变得又红又肿。

　　上午十点左右，我去找她。她躺在一张甲板躺椅上，身上的一条花格毯子盖到了脖子，正在懒洋洋地看套圈游戏。我在她身旁坐下来。一个壮实的年轻女人牵着七条狗在我们面前阔步走过，每条狗的脖子上都拴着皮带；天气已经凉了，但她还穿着短裤，两条腿晒成了棕色。

　　“我可以找一份这样的工作。”劳拉说道。

　　“什么样的工作？”

　　“遛狗，”她说，“别人养的狗。我喜欢狗。”

　　“可你不会喜欢狗主人的。”

　　“我又不遛狗主人。”她戴上太阳眼镜，身体却有点哆嗦。

　　“怎么了？”我问道。

　　“没什么。”

　　“你看上去挺冷。我觉得你好像有点不舒服。”

　　“真的没什么。别大惊小怪的。”

　　“我自然要为你担心。”

　　“你不必担心。我已经十六岁了，知道自己有没有病。”

　　“我答应过父亲要照顾好你的，”我生硬地说，“也答应过母亲。”

　　“你真傻。”

　　“没错。不过，我还年轻，做事缺乏头脑。这就是年轻的错。”

　　劳拉摘下太阳眼镜，却不正眼看我。“别人的承诺我不管，”她说，“父亲把我塞给了你。他从来不知道怎么照顾我——照顾我们。但现在他不在了，母亲也不在了，这就好了。我不用缠你了。你也解脱了。”

　　“劳拉，你的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她说道，“不过，每次当我要静下来想一想——整理一下心绪，你就说我病了，不停地唠唠叨叨。我都快被你逼疯了。”

　　“你这么说不太公平，”我说，“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你操心，我总是袒护你，我给你最……”

　　“别说这个了，”她说道，“看，多么愚蠢的游戏！我就纳闷，他们为什么把它叫作‘套圈’呢？”

　　我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她旧日的伤痛——归因于她为阿维隆庄园和那里发生的一切痛心疾首。或者，她是不是还在恍惚地思念亚历克斯·托马斯？我本该多问她几次，本该不断地问下去的。不过，即使那样，我还是怀疑她是否会告诉我她烦恼的真正原因。

　　那次航行让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劳拉之外，再就是那天轮船抵港时所发生的“洗劫”行动。所有印有“玛丽女王”号字样或首字母的东西——书写纸、镀银餐具、毛巾、肥皂盒、各种套件，只要没被铁链拴在地板上，都统统被塞进了大大小小的手袋或旅行箱里。有人甚至拿螺丝刀把水龙头手柄、小镜子和门把手都卸了下来。一等舱乘客的表现比其他人更为恶劣——富人全有盗窃癖。

　　“洗劫”的理由是什么呢？纪念物。这些人需要靠点什么东西来记住自己经历过的事。猎取纪念物是一种奇特的事：现在就变成了过去，尽管现在还没有过去。有时候，你不太相信你就在场，于是就留下了个证据，或者你误认为是证据的东西。

　　我呢，抢走了一只烟灰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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