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87)_阿特伍德

八七

　　有时我会去散步，或者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到该回家的时候回去。有时候，会有一个男人过来坐在我身边，试图跟我搭话，然后我就会离开。

　　我为穿衣服翻花样费了不少时间。一会儿是束皮带的，一会儿又是带搭扣的；一会儿斜戴帽子，一会儿又穿棱线袜。我总是担心衣着合不合时宜。没有人帮我扣领口，也没有人告诉我从背后看我的样子如何，衬衫下摆是否全塞进了裙腰。以前是瑞妮或劳拉在帮我，而如今她们已不在我身边。我很想念她们，竭力克制着自己。

　　我还需修指甲、泡脚、拔掉或剃掉身上的毛。皮肤有必要保持光洁柔顺。我要像团湿泥，别人摸上去的感觉该是滑溜溜的。

　　蜜月本可以让新婚夫妇进一步相互了解。然而，一天天过去，我感到对理查德的了解却越来越少。他在刻意淡化自己的形象，这是不是一种自我隐蔽？其目的是让自己退居有利的地位。然而，我自己在按他的期望被塑造成型。每次照镜子，我都发觉自己增加了一点色彩。

　　离开伦敦后，我们又去了巴黎——先是乘船过海峡，然后再乘火车。我们在巴黎的生活和伦敦差不多，只是早餐不同：面包圈、草莓酱、加热奶的咖啡。午餐和晚餐总是很丰盛；理查德对此十分讲究，对葡萄酒特别挑剔。他一再说，这不是在多伦多。对我来说，这个事实不言自明。

　　我去看了埃菲尔铁塔；由于我不喜欢登高，所以没有上去。我还参观了先贤祠和拿破仑墓。我没去巴黎圣母院，因为理查德不喜欢教堂，至少不喜欢天主教堂。他认为教堂会让人失去活力，尤其是那里面的香气会令人变得迟钝。

　　法国旅馆装有洗屁股用的坐浴盆。有一次，理查德发现我在里面洗脚，于是带着一丝诡笑向我解释它的用途。我想，法国人懂得一些别人不懂的东西。他们懂得人体的需要，至少承认人体的需要。

　　我们住在“老巴黎”饭店。后来饭店在二战中成了纳粹的总部，可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早上，我会坐在咖啡厅里喝咖啡，因为我害怕去别的地方。我想，如果我走远看不见饭店的话，肯定是回不来的。此时，我才明白厄斯金先生教我的法语几乎没有用处：风花雪月之类的内容不能为我带来更多的方便。

　　一个海象脸的老侍者为我服务。他驾轻就熟地把咖啡和热奶从两个壶中倒出来，把壶举得高高的。他的这种表演让我着迷，仿佛他是一个在孩子面前变戏法的魔术师。有一天，他用他懂的那点英语问我：“你为什么忧伤？”

　　“我没有忧伤。”我一面说，一面哭起来。陌生人的同情真让人受不了。

　　“你不该忧伤，”他用那双苍老、忧郁的海象眼看着我说道，“一定是为了爱情。不过，你又年轻又漂亮，今后有的是时间忧伤。”法国人是鉴赏忧伤的行家，了解各种各样的忧伤。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安装坐浴盆。“爱情是祸水，”他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但没有爱情更糟糕。”

　　他对我的安慰第二天有点打折，因为他对我提出了非分的要求；也许是我的法语不够好，难以判断。毕竟他还不算太老，大约有四十五岁的样子。我本该接受他的要求。不过，他关于忧伤的看法错了。其实年轻的时候忧伤比年老的时候要好得多。一个忧伤的漂亮姑娘比一个忧伤的干瘪老太更容易博得同情。不过，这件事倒也无所谓。

　　后来，我们又去了罗马。我对罗马似乎还比较熟悉——至少很久以前厄斯金先生给我们上拉丁文课时介绍过。我参观了古罗马广场，或者说它的遗址。我还参观了亚壁古道，以及古罗马圆形剧场；那剧场看上去像一块被老鼠啃过的奶酪。还有各种各样的桥；各种各样破旧的天使塑像，表情严峻而忧郁。我发现流经罗马的台伯河水黄得就像患了黄疸病。我还参观了圣彼得教堂，不过只是在外面看了一下。这个教堂大极了。我以为，我该看见身穿黑色军装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部队行进在大街上，粗暴地对待老百姓——他们是否那样做了？反正我没亲眼看见。这种事是看不见的，除非恰巧碰到你自己的头上。否则，只有在新闻片中才能看见，或者从事隔很久以后拍摄的电影中才能看见。

　　下午，我总是叫杯茶来喝——我正在逐步掌握叫饮料的窍门，琢磨用什么语气同侍者说话，如何与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我一边喝茶，一边会写些明信片。我的明信片是寄给劳拉和瑞妮的，有几张是寄给父亲的。这些都是风景明信片，上面印有我参观过的建筑物的照片——精致而逼真。我写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空话。我对瑞妮写道：天气好极了，我很开心。对劳拉写道：今天我参观了古罗马圆形剧场。从前他们在这里把基督徒扔下去喂狮子。你来了一定也会感兴趣的。对父亲写道：祝你健康。理查德向你问好。（最后一句是谎话。但我逐渐懂得，作为人妻，我应该说什么样的谎话。）

　　我们蜜月的最后一周是在柏林度过的。理查德在那儿有一些业务，是关于铁锹手柄的生意。理查德有一个公司是做铁锹手柄的，而德国这时候木头紧缺。德国有许多需要挖掘的工程，更多的还在计划之中，而理查德能够提供这种手柄，而且他开的价格比他的竞争对手更优惠。

　　瑞妮常说：积少成多。她又说：生意归生意，接着就是勾当。不过，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我的任务只是微笑。

　　我得承认，我在柏林过得很愉快。我从没在哪个地方受到过作为金发美女的这种礼遇。男人们都格外彬彬有礼，尽管他们进转门时从来不顾后面的人。吻女士手的男士风度掩盖了种种罪恶。也正是在柏林，我学会了往手腕上涂香水。

　　我通过城市的旅馆记住一个城市，又通过旅馆的浴室记住一个旅馆——穿衣、脱衣、泡入水中。好了，不谈这些旅行见闻了。

　　在八月中旬的盛夏，我们途经纽约返回多伦多。游历过欧洲和纽约之后，我眼中的多伦多似乎变得低矮而又狭小。联邦车站外弥漫着一股沥青的烟雾；养路工正在铺平坑坑洼洼的路面。我们雇的一辆车来接我们，载我们从扬尘的、当当作响的电车边上开过，经过装饰华丽的银行以及百货大楼，然后爬坡开到罗斯代尔的栗子树和枫树的树荫下。

　　我们在理查德通过电报买的那幢房子前下了车。他说，原来的房主把自己搞破产了，于是他就捡了个大便宜。理查德喜欢说，捡便宜就像唱歌一样容易，这话是很滑稽的，因为他从来不唱歌。他甚至从来不吹口哨。他根本就五音不全。

　　房子的外观很阴暗，墙上爬满了长春藤，高高的窄窗是往里开的。钥匙放在门垫下面，前厅里有一股油漆味。我们去度蜜月时，威妮弗蕾德帮我们进行了重新装修。看来还没有完工，因为油漆工的工作服还在前面的房间里。他们撕下了原来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墙纸，并且新刷了油漆。那是一种淡淡的珍珠色——华贵而又淡雅，仿佛飘浮于花鸟之上的卷云，淡淡地抹上了落日的余晖。这就是为我安排的飘飘欲仙的环境，让我在里面飘来飘去。

　　瑞妮一定会鄙视这样的内部装饰——耀眼的空荡、苍白的色调。这整个地方像个卫生间。同时，她也会和我一样，被吓一跳。我想起了阿黛莉娅祖母：她知道该如何作出反应。她能看出这是在花钱出风头；她会很有礼貌地不屑一顾。她会说：天哪，这有多时髦。我想，她会否定威妮弗蕾德的做法。不过，这无法带给我任何安慰；我自己现在也是威妮弗蕾德圈子的人了。至少部分是如此。

　　那么，劳拉呢？她一定会把她的彩色铅笔和颜料偷偷带进来。她会把一些颜料泼在墙上，打碎一点东西，至少把房子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弄得面目全非。她要在这房子上留下她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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