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61)_阿特伍德

六一

　　§阁楼

　　我从厨房里拿了一支为断电而准备的蜡烛，把它点亮，领着亚历克斯·托马斯走出地窖，穿过厨房，走上后楼梯；接着，再爬上一个窄楼梯到达阁楼。我把他安置在三个空箱子后面。那儿有一只松木的衣物箱，里面装着几条旧被子。我把被子拖出来给他睡觉用。

　　“没人会来的，”我说，“如果有人来的话，你钻到被子里就是了。别走动，他们可能会听到脚步声的。也别开灯。”（同冷窖一样，阁楼上也有一只装着拉线开关的灯泡。）“早上我们会给你送些吃的来。”我补充道。其实我也不知道能否履行这个诺言。

　　我下楼去，又拿上一个便壶，没说一句话，就把它放下了。关于瑞妮所讲的绑架的故事，我总有一个问题搞不明白——要大小便怎么办？关在地窖里是一码事，蹲在一个角落里掀起裙子方便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亚历克斯·托马斯点点头，说道：“好姑娘。真是我们的同志。我知道你是讲究实际的。”

　　每天早上，我和劳拉都要在她的房间里轻声开个会。议题无非是如何弄到食物和饮料，如何留神当心，以及如何倒掉便壶之类。我们俩有一个要假装在房间里看书，开着房门；从那儿可以看到通向阁楼的楼梯口。另一个则忙着取送食物。我们俩商定轮流望风或是忙活。我们的最大障碍自然是瑞妮。如果看到我们太鬼鬼祟祟的话，她一定会起疑心的。

　　我们从来没谋划过万一被发现该怎么办。我们根本没做过这样的谋划。到时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了。

　　亚历克斯的第一顿早饭是我们吃剩下的烤面包皮。一般来说，我们不吃面包皮，除非瑞妮唠叨个不停——她仍旧会说别忘了那些挨饿的亚美尼亚人——但这次瑞妮来查看时，面包皮都不见了。它们都到劳拉的蓝裙子口袋里去了。

　　当我们匆匆上楼时，我悄悄地说：“亚历克斯·托马斯一定就是挨饿的亚美尼亚人。”但劳拉并不认为这话好笑。她认为这话一点不错。

　　我们在每天的早上和晚上两次去亚历克斯的阁楼。我们先去食品储藏室，洗劫全家吃剩下的东西。我们偷走生胡萝卜、火腿皮、吃了一半的煮蛋、夹有黄油和果酱的面包卷，有一次还拿过一个炖鸡腿——这是个大胆的举动。当然还有水、牛奶、冷咖啡。我们把空盘藏在我们房间的床下，等到四下无人时在卫生间的水斗里洗干净，再放回厨房的碗橱里。（这事由我来干；劳拉手脚太笨了。）我们也从来不用好瓷器。万一摔坏了怎么办？即使是一个普通的盘子，都可能会引起注意的；瑞妮数着呢。所以，我们对待餐具十分小心。

　　瑞妮有没有怀疑我们？我想，她是怀疑的。她总能猜到我们在干些什么。她只不过是“非礼勿视”而已。我想，如果我们的事情败露，她肯定会说她不知道。有一次，她叫我们别老偷葡萄干了；她说我们像个无底洞——突然哪来这么大的胃口？有一回，一个南瓜饼的四分之一不见了，她生气了。劳拉说她吃掉了，因为她突然感到饿了。

　　“你连南瓜的皮也吞下去了？”瑞妮厉声说道。瑞妮做的饼，她从来不吃皮。没人会吃。亚历克斯·托马斯也不吃。

　　“我把它喂鸟了。”劳拉回答说。那倒是实话：以后她就这么做了。

　　起先，亚历克斯对我们感恩戴德。他说，我们是好同志；如果没有我们，他早就完蛋了。后来，他又要香烟——他犯烟瘾了。我们从钢琴上的银烟盒里偷出来一些，但告诫他每天只能抽一支——烟雾可能会被人发觉的。（可他不管这一套。）

　　接着，他又抱怨说，待在阁楼上最不舒服的是不能保持个人卫生。他说，他的嘴巴臭得像个下水道。我们把瑞妮用来洗银器的旧牙刷偷来，尽可能地为他洗刷干净；他说，那总比没有好。一天，我们给他送去一个脸盆、一条毛巾，还有一壶热水。等到下面没人，他就把脏水从阁楼窗户里泼出来。天刚下过雨，地面还是湿的，泼水也没人注意。过了一阵子，看来没有危险时，我们就让亚历克斯从阁楼上下来，到我和劳拉合用的卫生间好好洗个澡。（我们对瑞妮说，我们要帮她一把，自己打扫卫生间。她对这事的评论是：怪事没完没了。）

　　当亚历克斯在里面洗澡时，我和劳拉坐在各自的房间里，每人盯着一扇卫生间的门。我试着不去想里面在干什么。想象他那一丝不挂的样子令我难受，可那也没什么好想的。

　　亚历克斯频频出现在报纸的社论里，不仅仅在我们当地的报纸上。据说，他是个纵火犯和杀人犯，更有甚者说他是个冷血杀人狂。他来到提康德罗加港，渗入工人们中间，散播分裂的种子。他得逞了，造成了全面的罢工和骚乱。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邪恶典型——一个聪明的小伙子，聪明反为聪明误。他的聪明由于交了坏朋友和读了坏书，变成了歪门邪道。他的养父，一个长老会的牧师，说他每晚为亚历克斯的灵魂祈祷。然而，他们这伙人属于邪恶的一代。当亚历克斯还是个孩子时，是这位牧师把他从战争的恐怖中拯救出来。这个事实不能忽视。他说，亚历克斯是从死神手里救出来的人，但带陌生人回家总是要冒风险的。言外之意在告诫人们：这种人最好别去救他。

　　除此之外，警方还印发了对亚历克斯的通缉令，张贴在邮局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幸运的是，这张照片不太清晰：亚历克斯用手挡住自己，挡住了半张脸。这张照片是从报纸上复制下来的，那是钮扣厂野餐会上埃尔伍德·默里给我们三人照的合影。（我和劳拉在他两边的形象自然被剪掉了。）埃尔伍德·默里说，他本来可以从底片上印一张更清楚点的照片，可他找不到底片了。不过，这也不足为怪；当报馆被砸时，很多东西都被毁掉了。

　　我们给亚历克斯送去剪报，还有一张通缉令——这是劳拉从电话线杆上偷撕下来的。他沮丧地看了自己的通缉令，然后说：“他们想要我的脑袋。”

　　过了几天，他问我们可否给他一些纸——写字的纸。我们有厄斯金先生留下的一摞练习本，于是给他送去了，还附加了一支铅笔。

　　“你认为他在写些什么？”劳拉问道。我们俩都想不出来。一篇囚犯日记，还是一篇自我辩护？或许是一封求救信。不过，他从来没要我们寄过什么东西，因此不可能是信。

　　照顾亚历克斯的事一时把我和劳拉前所未有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是我们深感不安的秘密，又是我们俩的一大善举——一件我们俩终于可以一起做的事。我们是两个助人为乐的小善人，把一个男人从水火之中救上来。我们俩就像圣母马利亚和她姐姐玛莎一样，照料基督——噢，不是基督，就连劳拉也不敢把亚历克斯比做基督。不过，我们俩扮演的两个不同角色却是显而易见的。我扮演玛莎，忙着干杂活；劳拉扮演马利亚，对亚历克斯顶礼膜拜。（男人宁愿要什么？是火腿鸡蛋，还是崇拜？有时是前者，有时又是后者，这要取决于他饿不饿了。）

　　劳拉小心翼翼地端着食物走上阁楼，像是在向寺庙奉献贡品。她又小心翼翼地把便壶拿下来，仿佛那是一个圣盒，或是一支快要熄灭的珍贵蜡烛。

　　夜晚，当亚历克斯吃饱喝足后，我和劳拉便会谈起他：今天他的气色怎样、他是否太瘦了、他有没有咳嗽——我们可不想让他生病——他也许需要什么、我们第二天该为他偷些什么。然后，我们才各自上床。我不知道劳拉怎样，但我则会想象他在我头顶上方阁楼里的模样。他可能也在努力入睡，在床上发霉的被子里辗转反侧。接着他睡着了。再接着，他会做梦——做关于战火的长梦，梦见分崩离析的村庄和遍地的瓦砾。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梦慢慢变成了追捕和逃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在梦境中，和他手牵手逃难：黄昏时分，我们从着火的房子里跑出来，穿过刚刚结霜的多茬的腊月畦田，奔向远处黑暗的森林。

　　然而，我明白这不是他的梦。这是我自己的梦。着火的是阿维隆庄园：地上到处是碎片——上好的瓷器、印有玫瑰花瓣的碗、钢琴上的烟盒。还有那架钢琴、餐厅的彩色玻璃——上面绘有血红的杯子、伊索尔特的破竖琴。是的，我曾希望远离所有这些东西，但不是统统毁灭。我曾想过离开家，但那应该是完好无损的家，以便我随时可以回来。

　　一天，劳拉出去了；现在外面对她来说不再危险，穿大衣的人和骑警都走了，街上又秩序井然。我决定独自去趟阁楼。我有一些东西要送——满满一衣袋的干果和无花果干；这些东西是从做圣诞节布丁的配料中偷出来的。我侦察了一下，看到瑞妮正在厨房和希尔科特太太聊天，看来很安全。于是，我走到阁楼的楼梯门外，敲了几下门。我们约定了特别的敲门声，一慢三快。接着，我蹑手蹑脚地走上通向阁楼的狭窄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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