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59)_阿特伍德

五九

　　卡莉来看望了父亲。她说，她为父亲感到担忧。她担心父亲垮下去。她的意思是指道德上垮下去。他怎么能这样傲慢而吝啬地对待他的工人？父亲要她面对现实。他说，她是一个帮倒忙的好心人。他又问道：是谁把你扯进来的，你的左派同志吗？她说，是她自己想来的，是出于爱，因为父亲尽管是个资本家，原本还是个体面的绅士，但现在她发现他已变成了一个没有心肝的财阀。父亲说，一个破产的人不可能是财阀。她说，他可以变卖资产。他说，他的财产并不比她的屁股值钱；照他看来，不管哪个男人要，她都可以免费奉送。她说，他从来没嫌弃过她的“免费奉送”。他说，这不假，但他暗贴的代价也是够大的了——首先是在他家里为她的艺术家朋友提供饮食，接着是他的身体，现在则是他的灵魂。她骂他是反动资本家。他骂她是社会寄生虫。至此，他们俩已在相互大声对骂。接着，传来几声砰砰的门响，一辆汽车沿着门前的砾石路急冲冲地开走了。两个人就此不欢而散。

　　瑞妮是高兴还是难过？难过。她不喜欢卡莉，但已经习惯了她。而且，卡莉曾经一度真心对父亲好过。谁会来代替她呢？也许是另外一个荡妇，反正也好不了多少。

　　接下来的一星期，工会号召全体罢工，以表示与钮扣厂工人团结一致。有命令说，所有的商店和生意都必须关门。电话和邮政也必须停止营业。没有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冰块。（谁在发布这些命令？没人认为命令是由他们同一战线的人发出的。此人自称是本地人，就住在镇上，曾经被认为是个巨头之类的人物。后来才弄清楚他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看他这种做法，他也不可能是本地人。他算是哪个家族的？）

　　所以，不是这个人。瑞妮说，他不是幕后策划者，因为他没有这个脑筋。这后面有黑势力在操纵。

　　劳拉为亚历克斯·托马斯担心。她说，他多多少少卷进去了。她知道他会的。照他的思想，他非卷进去不可。

　　当天的午后，理查德·格里芬驱车来到阿维隆庄园，后面还跟着两辆汽车。这是三辆大轿车，车身低矮，亮光光的。总共五个人，有四个是大个子，身穿深色大衣，戴着灰色软呢帽。理查德和他的一个随从跟着父亲去书房。另外两个随从则立于房子的两个门口，一前一后；剩下的两个开着其中一辆豪华车去了别的什么地方。我和劳拉躲在她的房间里，隔着窗户观看外面的车来车往。大人嘱咐我们避开客人，实际上也不想让我们听见他们的事。当我们问瑞妮是怎么一回事，她看上去很担忧，说她也猜不出来。不过，她一直在留心外面的动静。

　　理查德·格里芬没有留下来吃晚饭。他离开时，开走了两辆车。第三辆留了下来，有三个大个子也一起留下来。他们待在车库楼上，我们家原来的司机房里，并不引人注意。

　　瑞妮说，他们是侦探。一定是的。怪不得他们整天穿着大衣，因为这样可以在腋下藏枪。那是左轮手枪。她是从各种杂志上得知的。她说，这些人留下来是保护我们的。如果夜里我看到花园里有形迹可疑的人——当然不包括这三个人——我们一定要尖声叫喊。

　　第二天，镇里的主要街道上发生了骚乱。出现了许多以前没见过的人；即使有人见过他们，也不会记得他们。谁会记得一个流浪汉呢？然而，有一些不是流浪汉，而是伪装的外国煽动员。同时，他们一直在做密探。他们如何这么快就到这里了？据说是趴在车顶上来的。他们这种人都是这么流窜的。

　　骚乱是在市政礼堂外的集会上发生的。一开始举行了演讲，其中提到了雇用的流氓和公司的打手；接着父亲的形象被制成纸人，戴着大礼帽，叼着雪茄烟（他可从来没叼过雪茄），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被焚烧。两个穿着粉红色褶裙的布娃娃也被浇上煤油，扔进了火里。瑞妮说，那代表我和劳拉。人们取笑两个布娃娃，说它们是小骚货。（劳拉和亚历克斯一起在镇上逛街也没逃过人们的眼睛。）瑞妮说，这是罗恩·欣克斯告诉她的；他认为，她应该知道这件事。他说，我们俩目前不应该去市中心，因为外面群情激愤，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最好待在阿维隆庄园，只有那儿才安全。他说，那两个布娃娃的事真是奇耻大辱，他真想把干这事的人抓起来。

　　主街上那些拒绝停业的商店被砸破了橱窗。接着，那些已经停业的商店的橱窗也被砸破了。过后，又发生了抢劫，事态完全失去控制。报社被侵占，办公室遭到破坏。埃尔伍德·默里遭到殴打，印刷间的设备也被捣毁了。只有暗房逃过一劫，他的照相机却未能幸免。他伤心了好一阵子。这些都是我们后来多次听说的。

　　那天夜里，钮扣厂失火了。火焰从底楼的窗户里蹿出来。从我的房间里看不见火焰，但消防车当当地开过，赶去救援。我自然又惊又怕，但不可否认，我心中也有窃喜。当我在倾听消防车的当当声和远处的叫喊声时，我听见有人从后楼梯走上来。我以为可能是瑞妮，但却不是。那是劳拉。她穿着出门的衣服。

　　“你去哪儿了？”我问道，“我们该乖乖地呆在这儿。父亲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的了。你别到处乱跑。”

　　“我只是去了一趟暖房，”她说，“我在祈祷。需要找个安静的地方。”

　　他们终于把火扑灭了，但房屋损害惨重。这只是初步的报告。接着，希尔科特太太来了，气喘吁吁，带来了干净的衣服；她得到了警卫的允许才进来的。她说，有人纵火，因为人们发现了汽油罐。守夜的人躺在地上死了。他头上遭了致命的一击。

　　有人看见两个人逃走。他们是否被认出来了呢？说不准。但据传，其中一个就是劳拉的男朋友。瑞妮说，那不是劳拉的男朋友。劳拉没有男朋友，那只是她的一个熟人。希尔科特太太说，不管他是谁，很可能就是他放火烧了工厂，并且狠敲可怜的阿尔·戴维森的脑袋，把他敲死了。如果这个人还知道好歹，最好别在这个镇上露面。

　　吃晚饭时，劳拉说她不饿。她说，她暂时不想吃，但要留一份，待会儿再吃。我看着她端着托盘上后楼梯去了她的房间。那份托盘里的每样食物都是双份的量：兔肉、南瓜、煮土豆。平时，她可是把用餐当作一件烦心事——坐在餐桌旁用手摆弄刀叉，还要听别人谈话——或者当作每天不得不干的一种杂活，就像擦银器一般。对她来说，用餐就是一种乏味的维持生命的例行程序。我觉得纳闷，她什么时候突然对食物产生这么大的好感了。

　　第二天，加拿大皇家军团的部队开进市里来恢复秩序。这是大战时父亲曾经服役过的军团。他看到这些士兵镇压他们的人民——他自己的人民（他认为这些工人是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不难看出，这些工人不再和他同心同德，他心里也很难受。他们过去是否仅仅为了他的钱而爱戴他呢？看来是这样。

　　当皇家军团控制住局面之后，皇家骑警来了。三名骑警出现在前门。他们礼貌地敲了敲门，然后站到门厅里。他们锃亮的皮靴踩在打蜡地板上嘎吱作响，手中托着硬邦邦的警帽。他们要和劳拉谈谈。

　　“陪我一起去吧，艾丽丝，”劳拉接到传唤后，低声对我说道，“我不能一个人去见他们。”她看上去弱小而又苍白。

　　我们俩坐在晨室里的长沙发上，旁边是那台老留声机。骑警们坐在椅子上。他们和我心目中的骑警不一样，年纪太老，腰也太粗。其中有一个还算年轻，但他不管事。中间的那个发话了。他说，在这种困难时刻来打扰我们，他们深表歉意，但事出紧急，不得不来。他们想谈谈亚历克斯·托马斯先生的事。他问劳拉是否知道这个人是出了名的激进派颠覆分子，曾在救济营中煽动人们闹事？

　　劳拉说，据她所知，他只是在教人们读书认字。

　　骑警说，那是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他无罪的话，他自然不必躲躲藏藏，请他出来他就会出来的。这点难道她不同意吗？他这些天可能藏哪儿？

　　劳拉说，她说不上来。

　　问题用不同的方法又重复了一遍。这位骑警产生了怀疑：劳拉是否愿意协助查找这名罪犯——他放火烧了她父亲的工厂，还可能杀死了一名尽职的员工？如果目击者的证言是可信的，那么就是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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