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54)_阿特伍德

五四

　　坐在我身旁的亚历克斯·托马斯也十分尽职。他在不停地切割，仿佛那是他的谋生手段；鸡块在他的餐刀下嘎吱作响。（瑞妮对他的这种“敬业”并不感激。你可以确信，她只是监视某人吃了什么。她的评论是：那个叫什么亚历克斯的胃口真大，你会以为他在地窖中被饿坏了。）

　　在这种情况下，谈话是不多的。然而，奶酪上过以后，席间有一阵间歇。此时我们可以停一下嘴巴，默默评价一番：干酪太软、奶油不新鲜、干酪有些变质等等，并四下看看。

　　父亲用他的一只蓝眼睛瞥了一下亚历克斯·托马斯。“那么，小伙子，”他用一种自认为友好的语气说，“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这个美丽城市来的？”听起来他像是维多利亚时代古装戏中威严的一家之主。我低头望着餐桌。

　　“我是来探访朋友的，先生。”亚历克斯相当礼貌地答道。（关于他的礼貌，我们后来可以听到瑞妮是这样评价的：孤儿们都有良好的教养，因为那是在孤儿院中被打出来的。只有孤儿才能够这样自信，但他们的这种自信中蕴含着复仇的本质——他们骨子里对每个人都抱着嘲弄的态度。不过，他们当然要复仇，只要想想他们是如何被人抛弃的就明白了。大多数扰乱分子和绑架犯都是孤儿出身。）

　　“我女儿告诉我，你正在准备做牧师。”父亲说。（我和劳拉肯定没提起过这事——不用说，一定是瑞妮。她可能心怀恶意地露点风，也可能是她弄错了。）

　　“我曾经准备做过，先生，”亚历克斯答道，“但后来不得不放弃了。我和他们分道扬镳了。”

　　“那现在呢？”父亲又问道。他可是习惯于听到实实在在的答案。

　　“现在我依靠我的才智生活。”亚历克斯说。他微微一笑，带点自我解嘲。

　　“对你来说真不容易。”理查德轻声说道。威妮弗蕾德却大笑起来。我不无惊讶：我并不相信他有那种才智。

　　“他一定想说，他是一个报社记者，”瑞妮说，“我们中间的间谍！”

　　亚历克斯又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父亲沉下脸来。在他眼里，报社记者都是社会的害虫。他们不仅满口谎言，还以别人的痛苦谋生——他称他们为尸体上的苍蝇。不过，他认为埃尔伍德·默里是个例外，因为他是我们家的熟人。他最多只会称他为流言贩子。

　　而后，谈话便转向了大众话题，如政治、经济，正如那个时代大家所谈论的一样。父亲的见解越来越糟糕，而理查德总是使谈话“转危为安”。威妮弗蕾德说，她真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不过，她自然希望他们能不把事情挑开。

　　“关于什么？”劳拉问道。到此刻为止，她还没说过一句话。现在她突然开口，如同一张椅子开口说话，令所有人一怔。

　　“关于社会动乱的可能性。”父亲说。他的话略带责备的口吻，意思要劳拉别再多嘴。

　　亚历克斯说，他对此表示怀疑。他说，因为他刚刚从营中回来。

　　“营？”父亲不解地问道，“什么营？”

　　“救济营，先生，”亚历克斯说，“贝内特的劳动营，专为失业者开设的。每天干十个小时，收入微薄。这些小伙子如今不大想干了——我是说，他们越来越不安心了。”

　　“要饭的哪能挑肥拣瘦，”理查德说道，“这可比外出谋生强多了。一日三餐有保证，日子比养家糊口的工人还要好过。而且，我听说伙食也不赖。想来他们应该感恩戴德。”

　　“他们并不是那种挑肥拣瘦的人。”亚历克斯说。

　　“我的天，你真是个空想的“左”倾分子，”理查德说道。亚历克斯又低下头看他面前的盘子。

　　“如果他是的话，那么我也是，”卡莉说，“不过，我认为人们不必先成为“左”倾分子再去实现……。”

　　“那么你在那儿做什么？”父亲打断了她的话。（他最近同卡莉有过不少争论。卡莉希望他接受工会运动。他则说，卡莉是在异想天开。）

　　就在这时，冰淇淋被推了进来。那时我们有一个电冰箱——还是在经济危机之前买的。尽管瑞妮对其冷冻室的功能将信将疑，但她那晚将它派上了大用处。冰淇淋做成了球形，绿莹莹的，硬如坚石，一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喝咖啡时，远处的“露营地”开始放烟火了。我们都去码头上观赏。景色壮观——我们不仅看到烟火，还能看到它们在若格斯河中的倒影。红的、黄的和蓝的光束在空中瀑布般散开：星星状的、菊花状的、杨柳状的，五光十色。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亚历克斯说，“但他们从来不用它制造枪炮，只制造烟花。不过，我并未真正感到焰火赏心悦目。它们太像重型炮弹了。”

　　“你是和平主义者吗？”我问道。看起来他该是那样的人。如果他说是，我就准备不赞成，因为我想引起他的注意。他总是在和劳拉说话。

　　“我不是和平主义者，”亚历克斯回答说，“但我父母都死于战争。或者说，我猜想他们死于战争。”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得知这个孤儿的故事了。经过瑞妮小题大作了一番之后，我希望这是个好故事。

　　“你自己也不太清楚吗？”劳拉问道。

　　“不清楚，”亚历克斯说，“人们告诉我，有人发现我坐在一座烧毁房屋中的瓦砾上。周围其他人都死了。很显然，我被藏在了水槽下面或一个锅灶下面——一个类似金属的容器。”

　　“那是在哪里？又是谁发现了你？”

　　“不清楚，”亚历克斯说，“他们其实也不知道。那儿既不是法国，也不是德国。那是在它们东面的一个小国里。我一定是被托来托去的；后来红十字会通过某种途径接收了我。”

　　“你还记得吗？”我问道。

　　“不太记得了。过了这么久，一些细节已想不起来了，比方我的名字等等。最后我到了修道院。教士们感到，从多方考虑，忘却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他们是一小群长老会成员，很爱干净。为不生虱子，我们都剃了光头。我还能记得那种突然没有头发的感觉——好凉啊。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开始记事。”

　　尽管我开始慢慢喜欢他了，我得惭愧地承认，对他的故事我还是相当怀疑。这故事里面包含了太多的传奇色彩——太多的好运气和坏运气。我还太年轻，不相信有这么多的巧合。如果他试图想给劳拉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在这样做吗？——他选择的方法是再好不过了。

　　“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我说，“那一定很糟糕。”

　　“我曾经这样想过，”亚历克斯说道，“但后来我意识到，我是一个没有必要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的人。家庭背景之类的东西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人们通常用这些来作为他们为人势利的理由，或者失败的借口。我摆脱了这种诱惑，如此而已。我摆脱了各种束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牵制我。”他还说了些别的，但一个礼花在空中炸开，我没听见他说什么。不过，劳拉听见了；她一本正经地点着头。

　　（他说了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说，至少你不会想家。）

　　一个蒲公英状的礼花在空中绽放。我们都举目仰望。在这种时候，我们是很难不仰望的。我们很难不张口赞叹。

　　那天晚上，阿维隆庄园码头上空烟花闪烁，这是否是我们的开始？不得而知。事情的开始往往突然而至，却又是不知不觉的。它们在你近旁悄悄潜行，忽隐忽现，埋伏在你身边。最后，它们突然跳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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