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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留声机

  昨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收看了电视台的气象频道。地球上别的地方在发洪水:浑浊的泥水滚滚,泡肿的死牛从眼前漂过,挤成一团的幸存者站在屋顶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淹死了。据说,这是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后果;人们必须停止焚烧汽油、石油和原始森林。然而,人们不会罢手。贪婪和饥饿迫使人们照烧不误。

  我写到哪儿了?我翻回去一页:战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过去人们用如火如荼来形容战争,说不定如今还在继续使用。不过,从这新的、干净的一页开始,我将结束这场战争——我独自用这支黑塑料钢笔一举将它结束。我只要写一下就成: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

  好了。战事结束了。枪声沉寂下来。幸存的士兵穿着湿乎乎的衣服,爬出散兵坑和肮脏的洞穴,抬起一张张满是污垢的脸仰望天空。战争的双方都感到输了。在小镇、乡村、大洋的两岸,所有的教堂都响起了钟声。(我还记得当时钟声阵阵。这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空中到处都是声音,同时又是空空的,奇怪极了。瑞妮带我到外头去听钟声。她的脸颊流淌着泪水。感谢上帝,她说道。那一天气候寒冷,落叶蒙上了一层白霜,莲花池里也结了薄薄的一层冰。我用棍子把冰捅破了。母亲在哪儿呢?)

  父亲在索姆受了伤,但康复后被提升为少尉。他后来在维米桥再次受伤,虽不重,却又被提升为上尉。他在布尔隆林地又受了一次伤,这次比较严重。当他正在英国接受康复治疗的时候,战争结束了。

  他错过了在哈利法克斯为归国部队举行的盛大的欢迎仪式,以及胜利游行等一系列活动,但提康德罗加港为他一个人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欢迎仪式。火车缓缓停下。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有人伸出手去扶他下车,却迟疑了一下。接着他出现了。他只剩下一只眼睛和一条腿。他的脸看上去不仅憔悴,而且伤痕累累,但狂热不减。

  同亲人告别的痛苦令人心碎,可归来的痛苦却有增无减。一个血肉之躯重新站在你面前是无法符合离别所产生的美好幻影的。时间和距离使心上人的形象变得模糊了。然后,心爱的人突然来到你面前;在正午酷烈的阳光下,那张脸上的伤疤、毛孔、皱纹和胡须无一不清晰可见。

  我的父亲和母亲就这样重逢了。他们如何为自己如此大的变化而补偿对方呢?——他们俩都无法符合对方心目中的形象。他们之间怎能没有怨恨呢?有怨恨也只能委屈地默默忍受,因为谁都没有错,也没法去指责谁。战争又不是某个人。比方说,我们总不能去指责一场飓风吧?

  他们俩就这样站在月台上。镇上的乐队演奏着乐曲,大多是铜管乐。他身穿军服;胸前的军功章像是衣服上的弹孔,透过它可以看见他金属般的身躯发出暗淡的光芒。在他身旁,无形地站着他的两个兄弟——两个已经牺牲的小伙子,他失去的亲人。我母亲今天穿上了她最美的衣服:一件翻领束腰连衫裙和一顶扎着丝带的帽子。她战栗地微微一笑。两个人都不知所措。他们俩凝视着对方,那种惊奇的眼神就像犯了罪似的。这时记者的闪光灯一闪,照下了这一情景。我父亲的右眼戴着黑眼罩,左眼狠狠地瞪着。在那未曾揭开的眼罩下面,疤疤点点的眼窝里已经没有眼球了。

  报纸将会大肆宣扬:“蔡斯家族的继承人英勇归来。”这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我父亲现在成了继承人;也就是说,他既失去了兄弟,又失去了父亲。“蔡氏王国”已掌握在他的手中——握在手上的感觉却像是一团泥巴。

  母亲哭了吗?可能吧。他们俩想必尴尬地接了吻,这种尴尬好比去盒装食品义卖会却拿出一张买错的票。这个老练而又操劳的女人——脖子上挂着老处女那种闪光银链夹鼻眼镜——并不是他记忆中的爱人。他们俩现在成了陌路人;他们俩也一定意识到,他们原本就是陌路人。光线可真厉害。这些年来他们不知老了多少!当年的小伙子曾殷勤地单膝跪地为姑娘系溜冰鞋带子;当年的姑娘曾甜蜜地接受这份殷勤——这些事好像从未在他们身上发生过似的。

  此外,还有一些现实的事情像一把剑横在他们中间。说来很自然,父亲曾经有过别的女人——那种在战场周围出没、赚取好处的女人。那些娼妓嘴里会说出我母亲从来说不出口的浪语。父亲回来后第一次抚摸她时,她一定感觉到他当年的胆怯和尊重已经荡然无存了。可能开头在百慕大,后来在英国,他都抵挡着诱惑,一直到埃迪和珀西阵亡,而自己也受伤之后,他的防线就崩溃了。从那时开始,他就紧紧地抓住生活——无论是什么,来者不拒。她怎么能不理解在那种情况下他的需要呢?

  她能够理解,至少她明白她应该理解。她理解了,对此一字不提,并祈祷上帝给予她宽恕的力量,而她真的宽恕了他。然而,他感到在她的宽恕中生活并不容易。连吃早饭也蒙上了宽恕的阴影:咖啡、粥和黄油烤肉上都带着宽恕。他对此束手无策;一个人怎么可能否认并未言明的事情呢?她也有气,怨恨那些在不同的医院里照顾我父亲的护士。她希望由她独自照顾父亲——不辞辛苦地、忠心耿耿地照顾他,直到康复。这是无私的另一面:无私的专横。

  然而,父亲并不十分健康。事实上,他是一具散了架的残骸。他的一些表现即是明证:他在黑暗中大叫、做噩梦、无缘无故发火,还将碗和杯子朝着墙上或地上乱砸;不过,他没砸过母亲。他像一件坏了的东西,需要人去修补。因此,对他来说,她还是有用的。她会为他营造一种安详的氛围;她会迁就他;她会溺爱他;她会将鲜花放在他的早餐桌上;她还会为他做他最喜欢吃的饭菜。至少,他还没得什么可怕的疾病。

  但是,一件更严重的事却发生了:父亲变成了无神论者。在战壕里,上帝像气球一样破裂了,剩下的只是几丝丑陋的伪善。宗教像是抽打战士们的棍子,那些卫道士喋喋不休的说教只不过是虔诚的蠢话而已。珀西和埃迪的英勇行为和惨烈的牺牲是为了什么?又取得了什么成就?他们是被一群无能而有罪的老家伙的错误害死的。倒不如当初在“苏格兰人”号轮船上就让这些老家伙割断了喉咙,扔到海里了事。所有那些为上帝和文明而战的屁话都令他作呕。

  母亲害怕极了。他是说珀西和埃迪不是为了崇高的目标而死的吗?难道那些可怜的战士都死得不值吗?说到上帝,除了上帝还有谁看到他们经受考验和苦难呢?她请求他至少别宣扬他的无神论。接着,她又为自己的这种要求而感到羞愧——似乎邻居们的看法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而父亲的灵魂与上帝的关系并不重要。

  不过,父亲尊重她的愿望。他明白这样做的必要性。反正,只有在他喝醉酒的时候才会说这些话。战争前他是不太喝酒的,而现在却经常喝酒,酒瘾很大。他一边喝酒,一边在地板上拖着他那只坏脚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他就开始发抖。母亲试图去安慰他,而他却拒绝安慰。他会爬上阿维隆庄园那粗矮的塔楼,说他想去抽烟。其实,这只是他想独处的一个借口而已。在塔楼上,他会自言自语,并且用力打墙,最后喝得酩酊大醉才算完事。他避开母亲做这些事,因为他自认为还是个绅士,至少他坚持穿那件标志绅士的破败不堪的外衣。他不想吓着她。另外,我猜想,母亲好意的服侍也深深地刺激着他,使他感到难受。

  浅一脚、深一脚、浅一脚、深一脚,他像是一只脚踩进陷阱的野兽在行走。低低的呻吟和含糊的呐喊,以及打碎玻璃的声音都会将我吵醒,因为塔楼的地板就在我房间的上面。

  接着就会传来下楼的脚步声,随后安静下来,我卧室关着的长方形的门外隐约出现了一个黑影。我看不见他,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一个蹒跚的、悲伤的独眼怪兽。我早已习惯了这些声响;我从不认为他会伤害我。然而,我却一直是小心翼翼地对待他的。

  我不希望给人印象是他每天夜里都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作次数越来越少,间隔也越来越长。不过,你可以从我母亲抿紧的双唇看出来:他又要发作了。她有一种雷达系统,可以探测父亲情绪的波动。

  我是想说他不爱她了吗?根本不是。他爱她;在某些方面他对她忠贞不贰。然而,他无法进入她的内心,她这方面也一样。他们俩就像喝了某种致命的毒药,使得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又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是他们的心却永远走不到一起。

  日复一日地渴求一个就在你眼前的人,那是什么滋味?我永远也不会明白。

  几个月之后,父亲就开始了他那不光彩的漫游。不过,不是在本镇,至少起先不是。他会坐火车去多伦多“出差”,实际上是去喝酒,而且还去“找鸡”——当时的话就是这么叫的。消息传开了,快得惊人;丑事一般都是如此。奇怪的是,我的父母却因为此事在镇上更受尊敬了。鉴于当时的情况,有谁会去指责他呢?至于母亲,尽管不得不忍受许多事,可她嘴里从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镇上人们的态度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我是如何知道所有这些事的?我并不知道,至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道。不过,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闭口不谈的事要比讲出来的事多——双唇紧闭、头转过去、匆匆斜睨一眼都表达一定的意思。有时连肩膀也会拱起来,像扛了一个重物似的。难怪我和劳拉喜欢在门外偷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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