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24)_阿特伍德

二四

　　§留声机

　　昨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收看了电视台的气象频道。地球上别的地方在发洪水：浑浊的泥水滚滚，泡肿的死牛从眼前漂过，挤成一团的幸存者站在屋顶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淹死了。据说，这是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后果；人们必须停止焚烧汽油、石油和原始森林。然而，人们不会罢手。贪婪和饥饿迫使人们照烧不误。

　　我写到哪儿了？我翻回去一页：战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过去人们用如火如荼来形容战争，说不定如今还在继续使用。不过，从这新的、干净的一页开始，我将结束这场战争——我独自用这支黑塑料钢笔一举将它结束。我只要写一下就成：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

　　好了。战事结束了。枪声沉寂下来。幸存的士兵穿着湿乎乎的衣服，爬出散兵坑和肮脏的洞穴，抬起一张张满是污垢的脸仰望天空。战争的双方都感到输了。在小镇、乡村、大洋的两岸，所有的教堂都响起了钟声。（我还记得当时钟声阵阵。这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空中到处都是声音，同时又是空空的，奇怪极了。瑞妮带我到外头去听钟声。她的脸颊流淌着泪水。感谢上帝，她说道。那一天气候寒冷，落叶蒙上了一层白霜，莲花池里也结了薄薄的一层冰。我用棍子把冰捅破了。母亲在哪儿呢？）

　　父亲在索姆受了伤，但康复后被提升为少尉。他后来在维米桥再次受伤，虽不重，却又被提升为上尉。他在布尔隆林地又受了一次伤，这次比较严重。当他正在英国接受康复治疗的时候，战争结束了。

　　他错过了在哈利法克斯为归国部队举行的盛大的欢迎仪式，以及胜利游行等一系列活动，但提康德罗加港为他一个人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欢迎仪式。火车缓缓停下。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有人伸出手去扶他下车，却迟疑了一下。接着他出现了。他只剩下一只眼睛和一条腿。他的脸看上去不仅憔悴，而且伤痕累累，但狂热不减。

　　同亲人告别的痛苦令人心碎，可归来的痛苦却有增无减。一个血肉之躯重新站在你面前是无法符合离别所产生的美好幻影的。时间和距离使心上人的形象变得模糊了。然后，心爱的人突然来到你面前；在正午酷烈的阳光下，那张脸上的伤疤、毛孔、皱纹和胡须无一不清晰可见。

　　我的父亲和母亲就这样重逢了。他们如何为自己如此大的变化而补偿对方呢？——他们俩都无法符合对方心目中的形象。他们之间怎能没有怨恨呢？有怨恨也只能委屈地默默忍受，因为谁都没有错，也没法去指责谁。战争又不是某个人。比方说，我们总不能去指责一场飓风吧？

　　他们俩就这样站在月台上。镇上的乐队演奏着乐曲，大多是铜管乐。他身穿军服；胸前的军功章像是衣服上的弹孔，透过它可以看见他金属般的身躯发出暗淡的光芒。在他身旁，无形地站着他的两个兄弟——两个已经牺牲的小伙子，他失去的亲人。我母亲今天穿上了她最美的衣服：一件翻领束腰连衫裙和一顶扎着丝带的帽子。她战栗地微微一笑。两个人都不知所措。他们俩凝视着对方，那种惊奇的眼神就像犯了罪似的。这时记者的闪光灯一闪，照下了这一情景。我父亲的右眼戴着黑眼罩，左眼狠狠地瞪着。在那未曾揭开的眼罩下面，疤疤点点的眼窝里已经没有眼球了。

　　报纸将会大肆宣扬：“蔡斯家族的继承人英勇归来。”这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我父亲现在成了继承人；也就是说，他既失去了兄弟，又失去了父亲。“蔡氏王国”已掌握在他的手中——握在手上的感觉却像是一团泥巴。

　　母亲哭了吗？可能吧。他们俩想必尴尬地接了吻，这种尴尬好比去盒装食品义卖会却拿出一张买错的票。这个老练而又操劳的女人——脖子上挂着老处女那种闪光银链夹鼻眼镜——并不是他记忆中的爱人。他们俩现在成了陌路人；他们俩也一定意识到，他们原本就是陌路人。光线可真厉害。这些年来他们不知老了多少！当年的小伙子曾殷勤地单膝跪地为姑娘系溜冰鞋带子；当年的姑娘曾甜蜜地接受这份殷勤——这些事好像从未在他们身上发生过似的。

　　此外，还有一些现实的事情像一把剑横在他们中间。说来很自然，父亲曾经有过别的女人——那种在战场周围出没、赚取好处的女人。那些娼妓嘴里会说出我母亲从来说不出口的浪语。父亲回来后第一次抚摸她时，她一定感觉到他当年的胆怯和尊重已经荡然无存了。可能开头在百慕大，后来在英国，他都抵挡着诱惑，一直到埃迪和珀西阵亡，而自己也受伤之后，他的防线就崩溃了。从那时开始，他就紧紧地抓住生活——无论是什么，来者不拒。她怎么能不理解在那种情况下他的需要呢？

　　她能够理解，至少她明白她应该理解。她理解了，对此一字不提，并祈祷上帝给予她宽恕的力量，而她真的宽恕了他。然而，他感到在她的宽恕中生活并不容易。连吃早饭也蒙上了宽恕的阴影：咖啡、粥和黄油烤肉上都带着宽恕。他对此束手无策；一个人怎么可能否认并未言明的事情呢？她也有气，怨恨那些在不同的医院里照顾我父亲的护士。她希望由她独自照顾父亲——不辞辛苦地、忠心耿耿地照顾他，直到康复。这是无私的另一面：无私的专横。

　　然而，父亲并不十分健康。事实上，他是一具散了架的残骸。他的一些表现即是明证：他在黑暗中大叫、做噩梦、无缘无故发火，还将碗和杯子朝着墙上或地上乱砸；不过，他没砸过母亲。他像一件坏了的东西，需要人去修补。因此，对他来说，她还是有用的。她会为他营造一种安详的氛围；她会迁就他；她会溺爱他；她会将鲜花放在他的早餐桌上；她还会为他做他最喜欢吃的饭菜。至少，他还没得什么可怕的疾病。

　　但是，一件更严重的事却发生了：父亲变成了无神论者。在战壕里，上帝像气球一样破裂了，剩下的只是几丝丑陋的伪善。宗教像是抽打战士们的棍子，那些卫道士喋喋不休的说教只不过是虔诚的蠢话而已。珀西和埃迪的英勇行为和惨烈的牺牲是为了什么？又取得了什么成就？他们是被一群无能而有罪的老家伙的错误害死的。倒不如当初在“苏格兰人”号轮船上就让这些老家伙割断了喉咙，扔到海里了事。所有那些为上帝和文明而战的屁话都令他作呕。

　　母亲害怕极了。他是说珀西和埃迪不是为了崇高的目标而死的吗？难道那些可怜的战士都死得不值吗？说到上帝，除了上帝还有谁看到他们经受考验和苦难呢？她请求他至少别宣扬他的无神论。接着，她又为自己的这种要求而感到羞愧——似乎邻居们的看法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而父亲的灵魂与上帝的关系并不重要。

　　不过，父亲尊重她的愿望。他明白这样做的必要性。反正，只有在他喝醉酒的时候才会说这些话。战争前他是不太喝酒的，而现在却经常喝酒，酒瘾很大。他一边喝酒，一边在地板上拖着他那只坏脚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他就开始发抖。母亲试图去安慰他，而他却拒绝安慰。他会爬上阿维隆庄园那粗矮的塔楼，说他想去抽烟。其实，这只是他想独处的一个借口而已。在塔楼上，他会自言自语，并且用力打墙，最后喝得酩酊大醉才算完事。他避开母亲做这些事，因为他自认为还是个绅士，至少他坚持穿那件标志绅士的破败不堪的外衣。他不想吓着她。另外，我猜想，母亲好意的服侍也深深地刺激着他，使他感到难受。

　　浅一脚、深一脚、浅一脚、深一脚，他像是一只脚踩进陷阱的野兽在行走。低低的呻吟和含糊的呐喊，以及打碎玻璃的声音都会将我吵醒，因为塔楼的地板就在我房间的上面。

　　接着就会传来下楼的脚步声，随后安静下来，我卧室关着的长方形的门外隐约出现了一个黑影。我看不见他，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一个蹒跚的、悲伤的独眼怪兽。我早已习惯了这些声响；我从不认为他会伤害我。然而，我却一直是小心翼翼地对待他的。

　　我不希望给人印象是他每天夜里都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作次数越来越少，间隔也越来越长。不过，你可以从我母亲抿紧的双唇看出来：他又要发作了。她有一种雷达系统，可以探测父亲情绪的波动。

　　我是想说他不爱她了吗？根本不是。他爱她；在某些方面他对她忠贞不贰。然而，他无法进入她的内心，她这方面也一样。他们俩就像喝了某种致命的毒药，使得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又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是他们的心却永远走不到一起。

　　日复一日地渴求一个就在你眼前的人，那是什么滋味？我永远也不会明白。

　　几个月之后，父亲就开始了他那不光彩的漫游。不过，不是在本镇，至少起先不是。他会坐火车去多伦多“出差”，实际上是去喝酒，而且还去“找鸡”——当时的话就是这么叫的。消息传开了，快得惊人；丑事一般都是如此。奇怪的是，我的父母却因为此事在镇上更受尊敬了。鉴于当时的情况，有谁会去指责他呢？至于母亲，尽管不得不忍受许多事，可她嘴里从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镇上人们的态度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我是如何知道所有这些事的？我并不知道，至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道。不过，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闭口不谈的事要比讲出来的事多——双唇紧闭、头转过去、匆匆斜睨一眼都表达一定的意思。有时连肩膀也会拱起来，像扛了一个重物似的。难怪我和劳拉喜欢在门外偷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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