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23)_阿特伍德

二三

　　婚礼之后，接着就发生了战争。爱情、婚姻、灾难三部曲。照瑞妮的说法，这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于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也就是在我父母结婚后不久。兄弟三人毫无疑问地都应征入伍。现在想来，这样的毫无疑问令人惊讶。三兄弟身穿军装照过一张神气的合影：三个人的额头看上去严肃而天真，留着稚气的小胡子，露出冷静的微笑和坚定的眼神——虽然还未成为正式的军人，却摆出一副军人的派头。父亲的个头最高——他总是将这张合影放在他的桌子上。

　　他们参加了加拿大皇家军团；来自提康德罗加港的新兵都编入了这个团。很快他们就被派往百慕大，以接替驻守在那里的英国军团。因此，战争的第一年，他们主要是进行队列训练和学习军规军纪。他们在来信中说，他们也会闹点小事之类。

　　祖父本杰明急切地读着这些来信。时间一天天过去，可谁胜谁负却始终没有定论，祖父变得越发紧张和担心。事情的发展本不该如此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生意倒是越来越红火了。他还发展了赛璐珞和橡胶的业务，钮扣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幸亏阿黛莉娅在世时曾帮助他与政界有过接触，因此他的工厂收到了大量来自军队的订单。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诚实经营，不卖假货或次品。他并不是一个发战争财的人，但也不能说他没有从战争中获利。

　　战争对钮扣业十分有益。战争中丢失大量的钮扣，每次都需要整箱整箱、整车整车地补充。它们不是被炸毁了，就是在路上散落了，或者在大火中烧掉了。内衣的命运也同样如此。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战争是一场神奇的大火——一场巨大规模的炼金大火，腾起的烟雾将大火变成了金钱。至少这在我祖父身上得到了实现。然而，这个事实已无法再使他的心灵快乐，也无法再维持他的正直了，尽管在最早他自鸣得意的那几年可能如此。他想要他的三个儿子回来。那倒不是因为他们去了什么危险的地方；他们还在百慕大，在阳光下列队走步。

　　从纽约州的芬格湖度完蜜月回来，我的父母亲就一直住在阿维隆庄园，直到他们能够建起自己的房屋，而母亲则留在那儿为祖父管理家事。他们实在是人手短缺，因为所有的劳力要么去工厂，要么去打仗了，同时也因为大家觉得阿维隆庄园要带头削减开支，母亲坚持饭食简单：星期三吃炖肉，星期天晚上吃烤大豆——这也很合祖父的胃口。实际上，他从未对阿黛莉娅原先的豪华菜单感到自在过。

　　一九一五年八月，加拿大皇家军团奉命撤回哈利法克斯，准备开赴法国。部队在港口呆了一个多星期，添补给养、招募新兵，并且把热带军装换下来，穿上更暖和的军装。士兵们还发到了罗斯步枪，可是后来都在泥地里卡壳，弄得他们手足无措。

　　我母亲搭乘火车去哈利法克斯为父亲送行。火车上挤满了上前线的男人。她弄不到卧铺，于是只好一路坐着。走道里到处都伸着脚，堆放着包裹，还放着痰盂。咳嗽声、呼噜声（无疑是醉酒后的呼噜）响成一片。当她看着周围一张张稚气未脱的小伙子的脸，她突然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那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现实。她年轻的丈夫可能会因此丧命。他的身体可能会被毁灭；可能会被撕碎，可能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看来，现在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牺牲了。伴随这种意识而来的是绝望和恐惧。不过，我相信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凄凉的自豪。

　　我不清楚他们俩在哈利法克斯是住在哪儿，住多久。是住在一家体面的大酒店里，还是由于房间紧张而窝在下等客栈或港口边的廉价旅馆里？他们在一起是待了好几天，还是一个晚上，还是几个小时？他们俩做了些什么，又说了些什么？我想也就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事吧，可究竟是什么呢？如今是再也不可能知道了。后来，“苏格兰人”号海轮载着军团的官兵起航了，我母亲与其他妻子们站在码头上哭泣着向亲人挥别。或许母亲没有哭泣，因为她觉得不能这样放纵自己。

　　父亲在信中写道：我正在法国某个地方。我无法形容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也不会去形容。我们只能相信，这场战争是出于正义，是为了维护和推进现有的文明。伤亡（此处一个字被划掉）难以计数。我以前不知道人类擅长什么。要忍耐的已超出了（此处一个字被划掉）。我天天都在想家，特别是想你，我最亲爱的莉莲娜。

　　在阿维隆庄园，我母亲开始把意志付诸行动。她对公共服务抱有信念；她觉得，她必须卷起袖子为战争做点有用的事情。她组织了一个“慰问团”，通过捐赠品义卖来筹钱，然后用这钱买小包的烟草和糖果寄往前线的战壕。她为这些活动打开了阿维隆庄园的大门，但据瑞妮说，办这些事把地板弄得一塌糊涂。除了义卖，每个星期二的下午，她的小组就会在客厅里为部队编织衣物——新手们织浴巾；熟手们织围巾；老手们织连帽大衣和手套。不久，又征召了一批“星期四志愿者”；她们是从若格斯河南岸来的一些年长的、文化较低的女人，但个个都是编织能手。这些人为亚美尼亚的挨饿儿童和所谓“海外难民”编织婴儿服。编织了两个小时以后，她们便在餐厅吃一顿简单的茶点；此时，彩绘玻璃上的圆桌骑士和他的情人会懒洋洋地俯视她们。

　　当伤残的士兵开始出现在街道上和邻近几个镇上的医院里（提康德罗加港还没有医院），母亲会亲自去看望他们。据瑞妮说，她看望的大多是那些最惨的伤员——破相或残废的士兵。每次回来，她都会筋疲力尽，心烦意乱，甚至还会在厨房里哭泣。这时，瑞妮会冲一杯可可给她喝，让她支撑住。瑞妮说，她从不爱护自己，因而毁了自己的健康。尤其是从她的身体状况来看，她是在拼命地工作。

　　拼命地工作，不爱护自己，毁了自己的健康——这曾经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美德啊！这种无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只有通过严酷自律、克服人的劣根性才能获得。而到了我生活的时代，这种诀窍或秘密想必已经丢失了。或许，由于母亲的遭遇对我的负面影响，我并没有去尝试。

　　至于劳拉，她一点都不无私。她倒是性格敏感，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生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初。我出生后不久，珀西在伊普尔前沿阵地的炮火中阵亡了。七月份，埃迪在索姆牺牲；或者说，人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一个大弹坑旁。这两件不幸的事让母亲难以接受，而对祖父的打击更大得多。八月份，祖父得了严重的中风。他说话和记忆都出现了障碍。

　　母亲非正式地接过了管理工厂的工作。她周旋于祖父（据说他处于病后恢复期）和其他人之间，每天还要与工厂的男秘书和各种各样的工头会面。由于母亲是唯一能听懂祖父说话的人，或者说她自己认为她能，因此她成了他的翻译，也成了唯一有资格握着祖父的手帮他签名的人。谁敢说有时候她不会照自己意志行事呢？

　　厂里也不是说万事太平。战争开始的时候，有六分之一的工人是女性；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数量已是三分之二了。剩下的男人都是些老弱病残，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不能上战场的。这些人对女工的剧增感到不快，于是就发泄对她们的不满，或者开下流的玩笑。反过来，这些女工认为他们是懦夫或懒汉，掩饰不住对他们的藐视。事物的自然顺序——我母亲认为的自然次序——就是把事情反过来做。不过，工人的工资给得很高，而钱给生产加足了油。总的来说，我母亲有能力将厂里的事处理得顺顺当当。

　　我想象祖父夜晚坐在他的书房里，坐在红木桌后面那张缀满铜钉的绿皮椅里，交叉着两手的手指——一只手有知觉，而另一只手却没有知觉。他在听是否有人来了。门半开着；他看到门外有个影子。他说：“请进。”——他心里想说——可是没人进来，也没人回答。

　　粗鲁的护士来了。她问他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想些什么。他听到一个声音，但不像是人在说话，更像是乌鸦叫。他没有回答。她抓住他的胳膊，轻易地将他从椅子里拉起来，胡乱地把他推到床上。她的白裙子发出沙沙的声响。他听到一阵干风吹过长满秋草的田野。他听到了冬雪的低语。

　　他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死了吗？他希望他们再活过来，平安归家吗？如果他的希望成为现实，他自己的结局会不会更令人伤心？也许会更令人伤心——事情往往是这样——但这样想并不能给人多少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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