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68)_埃莱娜·费兰特

六八

　　桑德拉：怎么能够获得这种真实呢？

　　费兰特：当然了，这种能力是漫长训练的结果，也可以不断优化。但这种能量对于大部分人，只是简单地发生了，展现出来了，你无法知道它到底怎么发生的，你也不知道会持续多长时间。你一想到这些能量可能会突然抛弃你，在写作的过程中，把你扔在半路上，你会很害怕。再加上对于写作的人，假如他可以坦率地面对自己，他会承认，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完善了自己的写作，让他可以彻底全盘托出。我们说得更清楚一点吧，每个把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写作上的人，都会面临登库姆的那种状态，他是亨利·詹姆斯的《中年人》中的主人公，在他最成功时却快要死了，他希望还有机会再尝试一次，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或者他几乎要脱口而出，说出普鲁斯特笔下的贝戈特面对维米尔绘制的柠檬黄墙壁，发出的那句绝望感叹：“我应该这样写！”

　　埃娃：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觉得自己达到了这种文学的真实？

　　费兰特：很晚的时候，就是我在写《烦人的爱》时，假如那种感觉没有持续下来，我也不会出版那本书。

　　埃娃：你说，你用了很长时间加工那些材料，但没有成功。

　　费兰特：是的，这并不意味着《烦人的爱》是漫长、辛苦工作的结果。正好相反，这本小说写得很快。之前的很多年是很辛苦，写了一些让人不满意的故事，那些文字都是反复加工的，当然看起来很逼真。或者说，那些小说都是仿照其他范例写的，那些范文都是关于那不勒斯的写得不错的故事，关于城郊、贫穷和占有欲特别强的男人，等等。后来，突然间我的写作有了正确的调子，或者说这只是我的感觉。在写出小说的第一句时，我就感觉出来了，这种写作在纸上引出了一个故事，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故事，甚至可以说，一个我从来都没有构思过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对母亲的爱，一种非常隐秘、发自肺腑的爱，夹杂着厌恶。这一切忽然从记忆深处迸发出来，我不用去寻找合适的词语，而是语言唤起了我最秘密的情感。我决定发表《烦人的爱》，并不是因为这个小说所讲述的故事让我觉得很尴尬、害怕，而是因为我第一次可以说：我应该这么写。

　　桑德拉：我们现在让话题停留在《烦人的爱》这部小说的创作上。你自己也说，这是一次让人惊异的征服。这代表了一种质的飞跃，你觉得，你之前写的那些作品都不值得出版，但这本书一两个月就写出来了，并没有费很大的力气，不像之前的小说写得那么累。因此，一个作家会有不同的写作？我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不少评论家和作家，有的是真觉得疑惑，有的是别有用心，认为您的小说是好几个人联手写的。

　　费兰特：作为作家，我选择不出现在公众面前，而且现在完整的语文教育已经消失，已经没有文体批评了，这当然会让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想象，或者恶意的推测。那些做评论的人盯着一个空荡荡的画面，那里本应该有作家的照片，他们没有技术工具，或者简单来说，他们没有真正的读者的敏感和热情，所以很难用作品来填补那个空白。另外，他们还会忘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写作都有自己的历史，还会经常发生一些明显的断裂和飞跃。有时候，这种风格的变化让他的写作失去连续性，有时候会让人看不到前后作品之间的联系。让我们说得更清楚一点，只有一个明确的署名，或者非常严密的文本分析，才能让人确认《都柏林人》和后来的《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出自同一个作家之手。我可以继续列举一些类似的例子，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风格迥异的作品，其实却出自一个人之手。总之，一个高中生都应该有这点文化常识：一个作家用一辈子去写作，他总是有一些新的表达需求；一首歌儿唱得调子高些，或者低些，并不意味着歌手换了。但很明显，现在事情并非如此。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觉得，只要上过几天学，就可以写一部小说，很少人记得，写作意味着要辛苦地练习，获得一种可以面对各种主题的能力，可以应对各种考验，当然结果总是难以预料。

　　桑德拉：因此，你的作品不是几个人联手写出来的，而一个作家进行各种艰难的尝试，想找到合适的表达工具，尝试各种可能性。

　　费兰特：差不多是这样。《烦人的爱》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是经过很多年练习之后才实现的。比如说，我觉得通过这部小说，我获得了一种节制、稳定、清醒的写作风格，然而，这种风格还是会有随时塌陷的风险。我的满意没持续很长时间，后来越来越弱，最后消失了。这个小说的产生，对我来说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后来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才摆脱了这本书，我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工具，那就像一根很结实的链子，可以从深井里汲水。我工作了很长时间，但直到我写出《被遗弃的日子》，我才感到自己又写出了一本可以出版的小说。

　　桑德罗：你认为一本小说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出版？

　　费兰特：当这个小说讲述了一个故事，而在我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有很长时间我都回避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没法把它讲出来，或者讲出来对我不利。《被遗弃的日子》是用很短时间写出来的故事，我用了一个夏天构思，然后写了出来。或者更具体来说，前面两章写得很顺，很快就写出来了，后来突然间，我开始犯错，我的调子变了，不再和谐，《被遗弃的日子》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怎么把奥尔加从危机中解救出来，我无法像讲述她落入深渊时那样，达到一种真实的效果。我还是同一个脑子，同样的写作，还是同样的选词、句式、标点符号，但我的语气、调子变得很虚假。我熟悉这种感觉：就像我看到其他充满权威的男女作家的作品，我会失去自信，我脑子空空的，我没有办法做自己。有好几个月，我感觉后面几章我写不出来，我觉得无法达到平常的水平。我带着恨意对自己说：“你喜欢迷失自己，而不是找到自己。”后来一切又重新启动了。但现在我还是没勇气重读那部小说，我担心最后一部分写得很造作、空洞，没有真相。

　　埃娃：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只希望出版那些质量上乘、你尽最大努力写成的书，你觉得这是因为你是女作家吗？说得更清楚一点儿：你出版的小说不多，因为你害怕没有达到男性写作的水准？或者说：作为女性，那就意味着应该付出更多努力，写出一定水准的作品，让男性写作无法轻视之。更普遍一点儿的问题是：你觉得男性写作和女性写作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差别？

　　费兰特：我通过我的个人经历来回答你的问题。我从小——十二三岁——就非常确信，一本好书必须有一个男性主人公，这让我非常沮丧。这个阶段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在我十五岁时，我开始热衷于看那些处于困境的勇敢少女的故事。但我还是继续认为——可以说，这个想法更加明确——那些伟大的小说家都是男性，我要学会像他们那样讲故事。在那个年纪，我看了很多的书，明确来说，我模仿的都是那些男性作家。甚至我写女孩子的故事时，我总是让我的女主人公历经风霜，非常自由，很有毅力。我尝试去模仿男人写的伟大作品。说得更具体一点，我不希望自己像那些女性作家，比如说，像拉法耶特夫人或者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那样写作——那时候，我对当代文学知之甚少——我想模仿的作家是笛福、菲尔丁、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雨果。我当时觉得，值得模仿的女性作家很少，她们相对比较弱，男性作家的作品非常多，更引人入胜。我不想把话题扯得太远了，那个阶段对于我来说很长，一直持续到二十岁，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我看来，男性小说传统提供了丰富的、构建性的东西，我觉得女性小说缺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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