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爱(10)_埃莱娜·费兰特

一〇

　　我想到了那些钱，也想着我母亲，想到她在影集中的样子：她当时十八岁，肚子已经因怀了我而隆起，她站在外面的阳台上，在背景上可以看到“胜家”缝纫机的一部分。在拍照之前，她一定是在踩缝纫机，在拍完照之后，我很确信，她会回到缝纫机前埋头干活。没有任何照片可以展示她平日的辛劳，还有遭受的苦难。照片里，她没有笑容，没有明亮的眼睛，也没有整理头发让自己好看一点。我认为，菲利波舅舅从来没想过阿玛利娅的工作，还有她对家庭的奉献，我也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摇了摇头，对自己很不满。我讨厌谈论过去。

　　我和阿玛利娅一起生活的那些年，见到父亲的次数总共不超过十次，那也是在我母亲的迫使下见的。自从我在罗马生活后，我只见过他两次，最多三次。他仍然住在我出生的那套房子里，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他整日都坐在那里，画丑陋的海湾景色或粗糙的海浪，让小贩拿到乡下的集市上卖。他一直以这种方式谋生，从类似于卡塞尔塔那样的中间人手里拿点钱。我一直都不喜欢看到他坐在那里，日复一日用同样的手势、同样的颜色，绘制同样的形状，散发着同样的味道，我从小就很熟悉那一切。我尤其无法忍受他无缘无故就用侮辱性的语言谩骂阿玛利娅，不承认她有任何功劳。

　　不，我不喜欢过去的任何东西。我与所有亲戚断绝来往，以免他们在每次见面时，用方言抱怨我母亲的厄运，用粗俗的语气指责我父亲的行径。我唯一来往的只剩下菲利波舅舅了。这些年来，我经常和他见面，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他会突然出现在家里，和我母亲争吵。他每次都情绪激动，声音很大，但他们很快会和好。阿玛利娅和她唯一的哥哥感情很深，虽然他没什么本事，年轻时就对妹夫和卡塞尔塔言听计从。在另一方面，她很高兴舅舅继续和我父亲来往，给她通风报信：他怎么样，在做什么，在干什么活儿。而我对他残缺的身体怀有一种由来已久的同情，我觉得他那种虚张声势，像“克莫拉”黑社会分子的做派也很可爱，如果我想的话，简直可以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我其实也希望他像许多伯伯叔叔、姑姑阿姨一样逐渐消失，因为我无法接受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我母亲的错、我父亲是对的。他是我母亲的哥哥，他无数次看到我母亲被拳打脚踢，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他从来没伸出一根手指头来帮助她。五十年来，他一直坚定地支持他妹夫，从来没改变主意。只是在近几年，我才能做到心平气和听他说话，不再感到气愤。

　　但我小时候根本无法忍受他站在我父亲那边，他说一会儿话，我就把手指伸进耳朵里，不想听他说话。也许，我不能容忍我内心最隐秘的部分，利用我舅舅的话来支持一个隐秘的假设：我觉得母亲身体里带着一种原罪，那不是她的意志可以决定的，也和她真正做出的事无关，那种罪过是她的每个举动、每声叹息都会流露出来的。我从塑料袋里拿出我在阿玛利娅家里找到的蓝色衬衫。“这是你的吗？”我问舅舅，以便转移话题。他的话说到一半，有些迷惑地停了下来，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半张着。他气呼呼地仔细查看了那件衣服，其实他不戴眼镜，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他看着那件衣服，只是为了冷静下来，刚才说得特别激动，他想稳定一下情绪。

　　“不是我的，”他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件衬衫。”

　　我告诉他，这是我在阿玛利娅家里的脏衣服中发现的，但我犯了个错误。

　　“那会是谁的？”他问，又激动起来，就好像我刚才没有问他，想从他那里得到答案。我试图解释说，是谁的无关紧要，但说了也白说。他把衬衫还给我，就好像那件衣服上有病毒，又开始无情地批评他妹妹。

　　“她一直都是这样，”他用方言怒斥道，“你还记得吗？以前每天都有人送免费水果到她家里，她总是云里雾里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还有那本诗集，上面写着赠言，要献给她。那些鲜花、每天早上八点送到家里的千层蛋糕，还有那条裙子，你还记得吗？怎么可能你什么都不记得了？谁给她买的那条裙子，还知道她的具体尺寸？她说她一无所知，但她偷偷穿着出去，没有告诉你父亲。你告诉我，她为什么这样做？”

　　我意识到，他一直想象阿玛利娅的生活很混乱，那的确是她给人的感觉。即使我父亲掐住了她的脖子，她的皮肤上还留有青紫的淤痕，她也会对三个女儿说：“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但我们觉得，父亲对她下手那么狠，他真应该在早晨出去，在外面被火烧死，被车子压死，被水淹死。我们暗地里是这样想的，我们也很痛恨她，因为是她让我们产生这些恶毒的想法。在这一点上，我们毫不怀疑。我也没忘记当时的心情。

　　我什么也没忘记，但我不想记住这些。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把一切都讲出来，仔仔细细讲出来，但为什么我要那么做呢？在不同情况下，我只是说出了那些对我有用的事，我每次都审时度势，决定说什么、不说什么。比如现在，我仿佛看到桃子摔在地板上，被踩得稀巴烂；玫瑰花反复摔打在厨房的桌子上，红色的花瓣在空中飘荡，散落一地，带刺的花茎还固定在银色的包装纸里；糕点被扔出窗外；裙子被灶火烧掉。我可以闻到因为走神，热熨斗留在布料上发出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我感到害怕。

　　“不，你们不记得了，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舅舅说，好像在那一刻，我也代表了我两个妹妹。他想强迫我相信：父亲开始打她，是因为他不想再为美国人画画，不想再和卡塞尔塔来往，而我母亲表示反对。这不是阿玛利娅可以插嘴的事，但她就是有这个坏毛病，什么事儿都想插嘴。我父亲画了幅画，是个裸体跳舞的吉卜赛女人。他把这幅画给一个在集市上卖画的人看了看，那个流动商贩在城里的街上和乡下的集市上卖画，都是些乡村风景和海浪。

　　那人叫米利亚罗，总是带着一个牙齿参差不齐的儿子。他认为，那幅画很适合挂在医生和牙医的工作室里。他告诉我父亲，他打算买这些画着吉卜赛女人的画，提成比卡塞尔塔给的钱高得多。但阿玛利娅表示反对，她不想让我父亲脱离卡塞尔塔，也不想让他画吉卜赛女人，甚至不想让他把那幅画展示给米利亚罗。舅舅问我，还记不记得这些事儿。

　　“你们不记得了，也不知道。”菲利波舅舅不停地说，他对那段岁月的流逝感到愤慨。那些日子对他来说似乎很美好，却没有收获本应该收获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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